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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與湖北,一個是巴文化的發祥地,一個是楚文化的中心地。兩地沿長江而居,自然在政治、經濟、文化諸方面有遠古的情緣。如果說湖廣會館是兩地經濟文化交往的凝固見證,那麼“巴楚文化”這種“北起大巴山,中經巫山,南過武陵山,止於五嶺”的區域文化,就是融入了兩地人民血液之中的靈動情緣。
渝楚交流源遠流長
考古顯示,巴楚文化的母體是巴文化和楚文化,這兩種文化經過長時間的相互滲透、覆蓋、吸收與混融,便形成了一種既非純粹的巴文化,亦非純粹的楚文化,巴中有楚、楚中有巴的混融性邊緣次生型的地域文化:巴楚文化。概括地說,就是“非巴非楚、亦巴亦楚”。巴楚文化不是巴文化與楚文化的簡單迭加,“巴楚文化”從來是巴楚二元複合的文化實體。
據考古成果顯示,涪陵區出土的“巴楚編鐘”有青銅鐘15件,1件爲巴式,14件爲楚式,是巴楚共存;而且鍾架的建造亦如此,木質筍爲楚鍾所常見,青銅筍套以浮雕巴虎裝飾,懸鐘插銷又以楚器常見類似饕餮形的雲紋獸首爲飾。其整套鍾可以說是融巴、楚文化於一體而構成。堪稱巴、楚文化混融的結晶。
從文化因子的構成來看,當今湘、鄂、川、黔毗鄰地區的土家族文化主體實質上就是巴楚文化。由此看來,說巴楚文化歷史悠久一點也不爲過。
民族交往
始於楚君熊渠時代
巴民族與楚民族的交往,以及巴文化與楚文化的交流,歷史悠久,影響深遠。因此,無論民族和文化,都是楚中有巴而巴中有楚。
最遲從楚君熊渠在位時起,巴與楚就有文化交流關係了。
最遲從楚武王在位時起,巴與楚就有通使行聘關係了。
最遲從楚共王在位時起,巴公族就與楚公族通婚了。
巴地有楚國的移民和戍兵,移民如夔國的公族,戍兵即駐守巴郡(巫郡)的楚軍戰士。楚地則有巴人與楚人錯居雜處,江陵陀江寺曾發現東周時期的巴人聚落,荊門車橋曾發現與楚墓同地的巴墓。巴墓中偶或有楚器出土,而楚墓中也偶或有巴器出土。
可以斷言,巴文化與楚文化的關係不是板塊結構,而且不是雙魚形太極圖結構。它們交錯、交纏、互滲、互補,難解難分。
每一個區縣都有湖北人的文具店
改革開放以來,湖北商人很早就進入重慶經商辦企業,如果說廣東商人是最早進入重慶的,那麼湖北商人就是最多進入重慶的。尤其是經營文化用品,紙筆墨硯等,差不多重慶的每一個區縣,都有湖北商人開辦的文化用品商店,有的區縣,更是開到了鄉鎮。
來自重慶市湖北商會的統計顯示,目前,在重慶發展的湖北商人分別在商貿、化工、科技、信息、房地產、汽摩零部件製造、工程建築、設計、服務等領域投資發展,涉及137個專業,年產值70餘億,解決就業崗位萬餘個。重慶市湖北商會已有會員350人,商會設置了科技、商貿、建築、製造業、汽摩業五個專門委員會。
重慶晚報記者古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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