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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議
馮磊
來自《深圳商報》的消息稱,作家閻連科準備轉型。他的下一部小說,擬採用知音體進行創作。與此相對應,知名作家張煒今年推出了新作《半島哈里哈氣》。至於以《紅處方》出名的畢淑敏,則寫出了科幻類作品《花冠病毒》(《深圳商報2月23日C5版》)。
知名作家的紛紛轉型和跨界,再一次說明當前文學界種種反思的必要性。當純文學與現實社會出現某種脫節之後,文學創作何去何從就成了一個必須嚴肅思考的問題。
實際上,我們不妨把上述幾位作家的新“突破”理解爲真正意義上文學的迴歸。長期以來,純文學始終跨不出自己的小圈子,在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上,不是探討如何鼓勵文學創作,而是屢屢在“什麼不是文學”這一概念上下工夫。具體而言,文字在文學與非文學之外,還有大衆文學與純文學的區別。至於純文學圈子本身,也有新銳與非新銳、經典與非經典、寫實與非寫實之分。這種固執,就像一個急於突破的野獸卻始終在進行營造柵欄的遊戲一樣,偏執而好笑。
知名作家們紛紛轉型,某種意義上來講,恰恰是在謀“正業”。數十年來,文學圈內出現的種種不正常現象,已經成了文學發展的桎梏。力求“純”而又純、力求圈子化與格式化,這樣的文字,當然沒有什麼前途。
回首漫長的文學史,歷史上從來都不存在所謂的純潔性文字。與之恰恰相反的是,一些邊緣化的文字,最終往往會開闢出一方新的天地。以古代白話小說爲例,明代的三言二拍本身就是流傳於市井中的文學作品。與當年正襟危坐的所謂主流們相比,沒有地位,沒有所謂主流大家的認可,但最終仍然能夠憑藉自身的魅力而生存下來。
主流作家們的紛紛轉型,或許本身也是他們進行反思與觀察的一個重要結果。畢竟,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代表性作家,每個時代都有獨領風騷的文體與創作模式。衆所周知,唐有唐詩、宋有宋詞,某種文體或許短期內不能獲得所謂主流的認可,但如果放在更爲長遠的時空中來觀察,情況則會大爲不同。
當然,主流作家們的轉型,也可以理解爲傳統文學寫作向市場靠攏、與市場融合的一種方式。以鄭淵潔爲例,他的文字,影響了至少兩代人。這樣的文字,在上世紀八十年代,或許會被圈子文學認爲是不務正業的文字。但,鄭淵潔的文字,其影響力和個人的收益,卻是獨一無二的。
時代在發展,閱讀羣體的變化以及新的閱讀需求的出現,使得文化的市場必然會逐漸豐富起來。在一片“文學X了”的哀嘆與驚呼聲中,在一片無奈的嘆息之中,閻連科們進行地探索,不僅有益,而且有趣。無論成功與否,都可以視之爲一種真誠的努力與嘗試。這種現象的出現,自然也是文學創作自身的一次理性迴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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