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七千人大會召開50週年。小平同志曾說：“在黨的歷史上，像七千人大會這樣，黨的主要領導人帶頭做自我批評，主動承擔失誤的責任，廣泛地發揚民主和開展黨內批評是從未有過的”。那麼，這次會議的開法究竟有何獨特性呢？

　　1962年初召開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以其七千人的空前規模載入史冊，以至於研究歷史的人，索性把這個會議叫作七千人大會，對它的正式名稱，反倒有些陌生。

　　這個會議爲什麼要擴大到七千人？爲什麼要開27天的時間？中央領導層對會議的設想和引導經歷了哪些變化？與會者的心態和討論發言情況如何？最後形成了什麼共識，做出了什麼決策，解決了哪些問題？這樣開會，對後人有什麼樣的啓示？凡此等等，如果填空式回答，似乎不難。但若要拎出會議的要害關鍵，還原當時的政治氣氛，道出中央領導對現實問題的認識過程，揭示當時情況下執政黨的決策方式，就沒有那麼容易了。讀了張素華著的《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一書，感受頗多，對書中描述的七千人大會的開法，猶有興趣。現嘗試作以下梳理。

　　會議起因：解決糧食徵購難題

　　這次會議原本是爲解決糧食緊缺這個當時非常具體而又重大的難題而召開的。1958年開始的“大躍進”運動和1960年的嚴重自然災害，造成全國糧食全面緊張，糧食徵購計劃無法完成；到1961年11月中旬，只完成當年任務的20%，京、津、滬三大城市隨時有斷糧的可能。爲解決這個從1954年實行糧食統購統銷政策以來從未遇到過的困難，黨中央專門提請六個中央局第一書記會議商討辦法。結果與會者多表現出畏難情緒，怕答應了中央要求的糧食徵購數目後回去難以落實。中南局書記陶鑄提出，乾脆把全國的地委書記找到北京來開一次會，以“打通思想”。這個建議似乎印證了中央此前的一個基本判斷：對糧食產量，地方幹部沒有完全講老實話，只有從思想上解決分散主義和本位主義，纔可能完成糧食徵購計劃。爲此，毛澤東不僅同意陶鑄這個提議，還決定再擴大規模，把縣委書記們也請來。這就是有七千多人蔘加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的由來。從中央關於召開七千人大會的通知和稍後起草的大會報告稿來看，當時設想的大會主題實際上有兩個：一個是總結經驗，講清楚“大躍進”以來的成績和缺點；一個是解決問題，反對工作中存在的分散主義。但這兩個主題不是並列的，總結經驗是爲了反對分散主義，重點在後者。

　　對大會報告稿的獨特處理方式：直接發給與會者徵求意見

　　把分散主義作爲主要矛盾，是不是抓到了問題的關鍵，是否符合當時的實際情況呢？從毛澤東對大會報告稿的處理方式看，中央似乎也沒有十足的把握。毛澤東在七千人大會上有這樣一個說明：“在這次會議開始的時候，劉少奇同志和別的幾位同志，準備了一個報告稿子。這個稿子，還沒有經過中央政治局討論，我就向他們建議，不要先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了，立即發給參加大會的同志們，請大家評論，提意見。……你們當中的多數人是比較接近下層的，你們應當比我們中央常委、中央政治局和中央書記處的同志更加了解情況和問題。還有，你們站在各種不同的崗位，可以從各種的角度提出問題。”

　　七千人大會在1962年1月11日舉行時，沒有舉行開幕式，而是直接把大會報告稿發給與會者閱讀，然後分組討論，徵求意見。討論一開始，果然是議論紛紛。不少與會者明顯不同意報告中提出的反對分散主義的主張。有的省說，工業上有分散主義，但非此不可，否則不能調動地方上發展工業的積極性；而農業上不僅沒有分散主義，相反是集中過多，把農民搞得比較苦。有的省說，現在不是反分散主義的問題，而應該反主觀主義。顯然，地方幹部與中央的認識並不一致，提出反主觀主義，則尖銳地觸及到“大躍進”運動的失誤原因，並傳達出地方幹部對前幾年不好的領導作風尚有心結未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