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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佛山市高明區市場監督管理局被曝出有10名副局長後,羊城晚報記者繼續調查後又發現,高明國土城建和水務局更加“誇張”,副局長多達19名,其中常務副局長就有7名。佛山市編辦表示,在“大部制”改革中,副職扎堆的現象在佛山普遍存在。人員退休和調動的工作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進行過渡。
副局長扎堆普遍存在
14日,本報報道《佛山一個局竟有10個副局長,迴應稱“大部制”產物》一出街,就被各大門戶網站轉載,受到了極大的關注。記者隨後繼續進行調查,在查閱了各區衆多部門的相關領導信息後發現,這種副職扎堆的情況在佛山普遍存在。
比如高明區國土城建和水務局,記者在其網站領導班子成員一欄中發現,除了黨組書記、局長外,該局的副局長竟然高達19名,其中常務副局長就有7名。又如禪城區發展規劃與統計局,副局長也多達11名,常務副局長4名。
對此,高明區組織部相關負責人15日在接受羊城晚報記者採訪時表示,高明區國土城建與水務局由“大部制”改革前的國土局、水利局、建設局、規劃局等7個部門單位整合而成。按照領導幹部平調的原則,原國土局、水利局等局的局長任新部門的常務副局長,而原先的副局長則繼續擔任副局長一職。7個部門整合完成後,新部門的副局長總共有19人。
該負責人說,佛山市是五區一起進行“大部制”改革的,改革推行將近2年了,在人事安排方面,其他四區與高明區“沒有兩樣”,都出現了副職扎堆的情況。“精簡人員在以後是有可能的,但是在改革一開始就讓原來的領導幹部不再任職,會影響隊伍的穩定性,導致人心惶惶,增加改革阻力。”
設“局務委員”給副局待遇
除了副局長這一頭銜外,在佛山其他區的一個局的領導班子名單中,記者還發現了“局務委員”這一職位。如禪城區衛生和人口計劃生育局,在機構領導一欄中,副局長下面還有9名局務委員。而禪城區國土城建與水務局的局務委員更是有11名。
記者查閱資料發現, “局務委員”這一職務是順德區首創的。當時順德進行“大部制”改革,各部門需進行合併,其中一條原則就是平穩過渡, “不裁撤一個人,不降一個官”。爲此,在撤併部門的過程中,由區委常委或副區長擔任正局長,而合併前數個局的正副局長可能多達十幾人,爲了給這些官員一個去處,專門設立了一個叫“局務委員”的虛職,他們不擔任具體職務,但享受副局長待遇。對於目前佛山暗藏了多少“局務委員”,記者尚無法統計。
15日下午,羊城晚報記者就“局務委員”這一職務採訪了佛山市委組織部的相關負責人。該負責人介紹說,在部門整合中,爲了不打擊幹部積極性,對於一些不再擔任副局長的領導幹部,各區專門設立了一個叫“局務委員”的職位,這些“局務委員”不擔任具體職務,但仍算領導班子成員,享受原有級別和待遇。由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務員法》裏並沒有“局務委員”
這個序列,所以這是佛山的“特有產物”,爲避免引起不解,一些“局務委員”對外仍稱“副局長”。
以順德經濟促進局爲例,在撤併行動中,產生了一名由副區長擔任的正局長,三名副局長,其中包括一名常務副局長。
而合併前數個局的正副局長多達10多人。爲了給這些不再是局長的局長一個去處,就安排這些人做“局務委員”。
否認造成“機構臃腫”
副局長扎堆,可能造成機構臃腫、多頭管理、協調困難等一系列的問題,但佛山市編辦行政機構編制科長蔡國雄在接受記者採訪時,對這種說法予以了否定。他表示,當年佛山進行大部制改革,政府部門由五六十個單位合併爲16個大單位。
也就說後來成立的某些局甚至由10個或8個單位組成的,而原來的單位領導一般都有“一正兩副”或“一正三副”,在原有人員不減退以及保留原職的前提下,以致出現“副局長扎堆”現象。
“這些副局長大多數在四五十歲,正值壯年,我們不可能免去他們的職務,或另任其他職務,而是繼續保留他們原來的職務待遇。”蔡國雄指出,高明副局長扎堆的現象不是個案,整個佛山的多數單位都是如此。
“佛山實施大部制改革後,合併單位的正局長除了由區領導兼任,還設立‘常務副局長’、‘常務委員’。這時的常務副局長一般是以前的正局長,而常務委員是以前的副局長。”
他表示,“局務委員”是順德大部制的新生名詞,但是外界人弄不清楚這個稱謂的角色職能,對日常工作造成一定不便,後來一些單位習慣上都維持原來“副局長”的說法。
那麼,大部制後的單位對領導的配置是否有人數規定呢?蔡國雄表示,這是有個比例的,但只由內部掌握,沒有文件說明。在上級規定的編制和人數的前提下,至於“配多少人、多少領導”,單位可以自己決定。
他坦承,佛山大部制改革才兩年,人員退休和調動的工作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一個較長的時間進行過渡。
廣東省社科院教授丁力:領導爲何只能上不能下
對於佛山“大部制”改革後出現的這種副局長扎堆的現象,廣東省社科院教授丁力認爲,“大部制”改革不能讓一部分領導幹部利益受損,這是合乎常情的,但是對老百姓、對改革的評價會產生負面影響,讓老百姓質疑這改革是“真轉”還是“假轉”。
他表示,對於“大部制”改革中的人員安排來說, “自然減員不是很好的選擇。“首先,這雖然照顧了少數人的利益,卻損害了大部分的利益,一批人等着被‘內部消化’,而更多的年輕人就失去了上升的機會。其次,這會損害政府部門的對外形象。在企業改革中,工人說下崗就下崗,而政府改革,領導爲什麼就只能上不能下? ”
他指出,即便是領導幹部平調,但爲什麼改革前會有這麼多人員,這也是組織部門要思考的問題,不能讓改革來承擔這個成本。“爲什麼我們這些有優秀管理才能的公務員非得要做官,說白了就是公務員利益太豐厚。因此,‘大部制’改革中出現的副職扎堆的問題,不是穩定幹部隊伍的問題,而是怎麼看待改革的問題。用汪洋書記的話說,就是現在的‘大部制’改革只是發生了物理變化,而沒有發生化學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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