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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歷史學家勞幹早年畢業後,進入到中央研究院史語所工作,傅斯年一直是他的上司,1949年,勞幹去了臺灣,仍在史語所任職,傅斯年因病去世後,他參加了傅斯年遺稿的整理工作,有一天,他在傅斯年留下的一本書中看到一張便條,是陳寅恪寫給傅斯年的,便條的內容,是陳寅恪向傅斯年推薦勞幹,勞幹看了這張便條後,感慨萬分,因爲此前,他從來沒聽說過這件事,與陳寅恪交往多年,陳寅恪也從來沒向他提起過,如果不是這次偶然的發現,他永遠也不會知道陳寅恪曾經默默地幫助過自己,他因此對陳寅恪更加充滿了敬意。
歷史學家王永興教授是陳寅恪的弟子,上個世紀四十年代,曾在清華大學任講師,1990年,清華大學紀念陳寅恪先生百年誕辰學術討論會出版了一套“紀念文集”,有一天,王永興教授查閱清華校史檔案,無意中發現了一封信,信的日期是1947年,是陳寅恪給當時的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的信,信的內容,是希望梅校長爲王永興解決住房問題:“思維再三,非將房屋問題解決不可”,否則“弟於心亦深覺不安”……王永興拜讀罷這封信後,“大夢初醒,悲感萬分”,因爲這件事陳寅恪從來沒有向王永興說過,後來,王永興寫了《種花留與後來人》一文,表達了對陳寅恪先生的感激之情。
幫助別人是一種美德,不求回報地暗中助人則更難能可貴,陳寅恪先生的兩張便條,使其人格修爲達到了令人仰望的高度,也從另一個角度爲我們詮釋了“大師”兩個字的真正含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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