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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一旦墜入凡塵,每天都要經歷着許多生活瑣事,而且每件事情都有其各自的定數和緣由,是是非非,難分良莠。提到環境對人的影響,常有“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之說;談到因果關係,我相信“惡有惡報,善有善終”;站在哲人的立場看世相,自己對“贈人玫瑰,手有餘香”獨具特別的理解和體會。12年前,在《天津日報》記者張俊蘭老師倡議的爲四川涼山貧困地區籌建“《天津農民報》讀者希望小學”公益活動中,愛心懵懂的我虔誠地選擇了參與,並認真地捐出了100元愛心善款。沒想到都跨越了世紀的門檻,這點往事依舊有人提起、被人記憶。其實,當年我的境遇實在很糟糕,心中存在着許多糾結和憂怨。但是,因爲自己時時感念着那些感動的人和事,時時感恩着那些曾經溫暖過自己的人:因爲《天津日報》的金字品牌,因爲發起人張俊蘭老師的人格魅力,自己在仰慕和追隨中本能地表達了一份愛心,做出了一點善舉,就像一塊早已風乾的玉米餅子,事過多年,如今慢慢咀嚼,覺得頗有滋味。
1987年,通過公開招考,我被應聘在當地鎮政府從事宣傳報道工作,屬於《天津日報》的基層通訊員,經常在“農村版”上發表作品。長期的投稿發稿,與該報及其編輯、記者建立了深厚的情感,曾連續多年被評爲《天津日報》優秀通訊員,雖報酬微薄,卻津津樂道。1997年,因爲鄉鎮精簡機構,自己不得已和鎮政府終止了聘用協議,多發了兩個月的工資便解聘回家,意味着每月僅有的92元工資收入也化爲了泡影。由於一時沒有合適的工作,便東拼西湊了800元錢,買來一臺城裏人淘汰的手搖式小型印刷機,爲本村的幾家掛麪廠代印包裝紙。印量所限,每月收入不過百元左右,勉強維持生活現狀。
閒暇時,總惦着去村委會翻看自己難以割捨的《天津農民報》。一天,我拿過散發着墨香的報紙,看到張俊蘭老師撰寫的系列報道《涼山紀行》和爲四川涼山貧困山區捐建“天津農民報讀者希望小學”的倡議書,心裏很不是滋味,涼山的孩子們處境太難了,張老師的倡議真是太偉大了。我知道憑收入自己沒有資格和能力參與類似的公益活動,當看到張老師筆下那些可憐的孩子,想到的是《天津農民報》組織捐建讀者希望小學,自己又怎能甘於人後!於是,興沖沖地回到家,討好地把報紙遞給妻子,說:“你看,張老師的《涼山紀行》寫得太感人了。”妻子接過報紙,看了幾眼,就開始落淚。她擦了把臉,轉過頭瞅着我,認真地說:“知道你的心思,不就是捐錢嗎?直說不就得了,我又不是冷血動物。”我誇她善解人意,充滿愛心。她和我商量打算捐多少。我不好意思地說:“要麼咱捐100元,行嗎?”妻子提醒說:“那可是咱一個月的收入啊?”我說:“對呀,咱作爲一名資深的通訊員,忠實的讀者,就得拿出點真心誠意來。”聽了這話,妻子沒有還嘴,很是情願地從她那褪了色的紅手絹中點出100元錢,放到我的手裏,爽快地說:“給,快寄出去吧。”我爲她豎起大拇指,知道這是她對我最大的理解、鼓勵和支持。
我接過妻子拿出的錢,覺得自己很富有,像個真正的男子漢,很有社會責任感。出了家門,徑直朝郵政所奔去。我照着報紙上的號碼給張俊蘭老師撥通了電話,說了我現在的情況,告訴她我捐100元。張老師說如果家裏困難就別捐那麼多,表達一下心情就行了。我說:“這就是我的心情,學生已被您的責任心所打動,自己也是個社會人,只有盡其所能。”張老師代表涼山的孩子們謝過了我,並表示一定把每一分捐款都用在山區孩子最需要的地方。
我和張俊蘭老師其實從來沒有直面接觸過,所謂的師生關係,實際就是在我讀報投稿的幾年裏,通過報紙和稿件建立的師生感情。對我而言,她的名字猶如月亮一樣親切,只有仰慕敬畏之心,尊卑有別,高不可攀。在那之後的日子裏,自己爲了生計,疲於奔波,割捨了許多嗜好和追求。儘管時而聽到一些關於張老師的事蹟,或偶爾看過一些關於涼山的報道。因爲自己的卑微而慚愧,長期以來對涼山的公益活動羞於問津。
2009年12月29日,準確地說是在自己參與爲涼山彝族同胞捐款助學活動整整第12年,突然接到《天津日報》社總編室的電話通知,說邀請我明天上午參加一個關於涼山愛心助學座談會。當時一愣,不知事從何來,覺得自己根本不具備參加這類活動的資格,斷然回絕。對方說,這不是什麼資格的問題,只是作爲普通讀者代表,每位捐贈者都有這份資格。
轉天上午,我乘公交車早早趕到《天津日報》大樓,帶着一種特殊的榮譽感和幸福感參加了由中國記者協會和《天津日報》聯合舉辦的全國新聞戰線“三項學習教育”主題活動暨《天津日報》報業集團涼山助學座談會。榮幸地認識了中國記協網絡中心王同英、呂文蓮、單珊,《天津日報》曹鳳彥、王立文、張熠、韓曉晶及張俊蘭等諸位德高望重的領導和老師。參加這次座談會的捐贈者代表有天津通廣集團專用設備有限公司負責人袁鵬、朱悅爽,北辰區長榮鞋廠總經理周紹忠,再者就是我——來自靜海縣的讀者捐贈者代表劉洪奇。座談會上,瞭解到張俊蘭老師12年間,在人生最燦爛的歲月裏,17次深入氣候惡劣、自然災害頻發、瘟疫貧窮交加的四川涼山,把1000多萬元善款送到貧困的彝族同胞手中,在涼山興建了3所希望小學,在4所院校設立了獎助學金,持續資助了數千名貧困生,建立了24個孤兒班,幫助1200多名學齡孤兒完成九年義務教育。“5·12”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她又在第一時間趕赴重災區救助危難同胞,體現了一個人,特別是一個女人的崇高境界,體現了一個黨報記者的責任感和使命感,體現了一位社會公民的大義、大愛,所作所爲,樁樁件件,令人仰慕。
作爲一位普通讀者,被組委會邀請參加這樣一個主題的座談,心裏無比激動,同時也感到十分慚愧。激動的是,自己能和各位愛心人士坐在一起覺得無上光榮;慚愧的是,和大家相比,特別是和愛心大使張俊蘭老師相比,自己的捐贈實在微不足道。因爲,當時我的捐款只不過才100元。可是,就在我羞羞答答地講述完自己捐贈這100元錢的故事之後,會場頓時響起了一片掌聲,直到我眼圈溼潤,起身致謝爲止。關於這100元錢的故事,座談會上被與會領導作了評價,得到了極高的讚譽,並且很快就在中國記協網上進行了宣傳報道。事後我想,在當今的人際交往和日常消費中,100元,何足掛齒?可是,當我們把點滴愛心傾向社會的公益事業時,100元,就是一份感念,一份情緣,能夠溫暖別人,也能夠充實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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