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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
2011年中國城鎮化水平歷史性地突破了50%,達到51.27%,未來每年仍將有1000多萬農村人口轉變爲城鎮人口,不斷推進的城市化將創造中國最大的內需
2011年以來,北京和長三角、珠三角等25個城市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長22%。一些企業出現了“用工荒”,而少數跨國企業也有轉移出中國的跡象
國內部分高端製造業“外流”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並存。當然,如果中國改革停滯,則可能導致高端製造業“一邊倒”被髮達國家“收入囊中”
發達國家“再工業化”、新興經濟體“承接轉移”,國內出現少量資本“抽逃”實體經濟跡象——在全球經濟復甦乏力的“後危機時代”,作爲“世界工廠”的中國製造業,如何直面壓力、突出重圍、再造“新比較優勢”?
在4月2日由博鰲亞洲論壇和瞭望週刊社共同主辦的“博鰲製造業圓桌會議”上,來自美、德、法、日、韓和中國的製造業巨頭,共同爲中國和亞洲製造業的發展路徑問診把脈。
“中國製造”轉型提速
2012年1月我國出口額同比下降0.5%,這是2009年12月份以來首次出現負增長。這一信號引起廣泛關注,預示支撐“中國製造”的國際貿易空間正在加速縮小。
這一變化的背景是,新一輪製造業爭奪戰正在全球範圍內打響。
“只有重塑實體經濟,發展纔有基石,這只是一個方面。”中國航空工業集團總經理林左鳴說,歐美“再工業化”的更大目的是,立足“後危機時代”,搶佔全球產業科技的制高點,掌握高端製造業的領導權。
“這將對‘中國製造’轉型升級形成圍堵之勢。”中國(海南)改革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遲福林說,歐美等國將借“再工業化”重新搭起貿易壁壘,並且通過“碳稅”、勞工標準、社會責任等規則,重奪國際產業競爭主導權。
但挑戰總是與機遇並存。與會嘉賓認爲,西方“再工業化”會對中國製造業形成倒逼機制,將有利於促進中國轉變發展方式。
工業和信息化部副部長蘇波指出,中國快速形成的巨大生產能力,是面向全球需求模式的。美國家庭的“去債務化”和歐洲政府的“去債務化”,無疑倒逼中國產能尋找新出路。
“這個新出路主要在國內。”與會嘉賓認爲,調整出口和投資型的發展模式,轉而發掘內生動力,向內需要發展是“中國製造”擁有的最大機遇之一。
2011年中國城鎮化水平歷史性地突破了50%,達到51.27%,未來每年仍將有1000多萬農村人口轉變爲城鎮人口,不斷推進的城市化將創造中國最大的內需。
美銀美林中國區主席劉二飛說,過去五年,中國的海外併購投資額超過2300億美元。“現在的海外市場是買方市場,預期中國的海外投資趨勢將會提速。”
重構“新比較優勢”
“前有發達國家搶佔高端製造業,後有新興國家承接中低端製造業轉移。”遲福林說,“中國製造”長期依賴的低成本比較優勢逐步削弱,新的競爭優勢尚未形成。
論壇提供的數據顯示,以製造業人員平均工資爲例,目前越南大約是每月1000元人民幣,印度大概是600元,而中國東部沿海已經達到2500元至3000元。
2011年以來,北京和長三角、珠三角等25個城市最低工資標準平均增長22%。一些企業出現了“用工荒”,而少數跨國企業也有轉移出中國的跡象。
與會嘉賓認爲,傳統比較優勢難以爲繼,如何在新一輪國際科技產業競爭中贏得主動,已成爲“中國製造”必須解決的新課題。
“構建新比較優勢,首先要提升產業的自主創新能力。”格力電器公司總裁董明珠說,貼牌、代工是企業自主創新的必經之路,但幹了十多年、幾十年還是這樣,最終只能被淘汰。
“很多有魅力的品牌,比如蘋果手機,人們以第一個買到爲快樂。”林左鳴用蘋果產品的例子指出了中國製造業的發展方向:培育兩個核心要素,一是擁有核心技術,二是注意不可複製性的建立。
另一個“新比較優勢”是培育新一代產業工人。“人力資本也有個轉型升級問題。”蘇波說,政府和企業要積極發展職業教育,培育“中國製造”基於人力資本的新優勢。
向改革要“新空間”
除了國外“前堵後追”,中國製造業還面臨來自內部的雙重挑戰:一個是國內部分高端製造業轉向海外;另一個是一些民間資本出現“逃離”實體經濟現象。
與會嘉賓表示,總體上看,國內部分高端製造業“外流”帶來的機遇和挑戰並存。當然,如果中國改革停滯,則可能導致高端製造業“一邊倒”被髮達國家“收入囊中”。
董明珠認爲,民營製造企業的發展環境仍有待優化,在資金、政策、創新體制等制度層面上,政府應爲民營製造業在本土“生根發芽”鬆綁和“輸血”。
因爲發展環境存在問題,近年來國內一些地方出現了“虛擬經濟火爆、實體經濟弱化”的局面,值得警惕。
蘇波坦言,造成這一現象的根本原因是我國製造業處於全球價值鏈中低端,落後產能規模大、壟斷行業進入難,加之生產要素成本不斷上漲,導致投資回報率偏低。
新華社“新華視點”記者王暉餘夏冠男
(據新華社海南博鰲4月2日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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