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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重說中國近代史》,張鳴著,中國致公出版社2012年2月,有刪節
推薦理由:本書源自人大的一門熱門選修課,即張鳴開設的政治史公開課,它靠同學們口碑相傳而走紅校園,最終使更多的人對這段看起來枯燥無比的歷史重新認真審視起來。
在張鳴的還原下,中國近代史變得如此複雜、精彩,又是如此的顛覆,它與我們記憶裏的古板印象迥然不同,絕非教科書上的忠奸兩列、黑白分明。當諸多人物與史實呈現在我們面前時,難以用一句簡單的是非作判定。這段充滿矛盾與悖論的真實歷史:中國與西方、清廷與民間、滿族與漢族士人、洋教與本土信仰、槍桿與筆桿、造反和維新、科舉與革命……是的,那段歷史,除去屈辱與仇恨,還有着太多的內容值得重新去回望和反思。
甲午戰爭失敗後,西太后的處境是非常尷尬的,一直被人指責和埋怨,自然只有逐步放權。因此,此時主持變法的大權真的就落到了光緒的手上。西太后去頤和園了,雖然她也規定了大事還是得去向她彙報,她那兒還是中顧委,但她也明白,一旦變法成功了,那麼她這個中顧委書記也就沒用了。因爲與她相比,光緒無論從制度還是理論上來講,都是正統的、合法的統治者,而且他已經成年,表現也一直都不錯,很有爲,很想做事,不願做亡國之君,衆大臣也都同情他。光緒唯一缺的東西就是事功,就是我們今天說的政績。西太后雖然在甲午戰爭之後被罵得厲害,但在此前畢竟也促成了同治中興,很多封疆大吏都是她提拔的,這個功勞大家都認賬。此外,光緒也沒有得到人才的襄助,但只要他的威信和政績建立起來,西太后的人都會倒向他的,因爲光緒是一個在制度上合法性特別強的統治者。所以,如果變法成功,西太后可能就真的退休了。有個故事,講的是有一天榮祿去頤和園看西太后,西太后在扎花,榮祿就乘機拍馬屁,說老佛爺的花扎得真好啊。這時西太后長嘆一聲:“往後哇,我也就只能扎花了!”這話說得很無奈,可見她非常惆悵。西太后實際上是不願意幹這個的,她是個政治女強人,一旦不玩政治就非常難受。可見,這個帝—後結構在當時就是個大問題。
而由此來想,西太后怎麼可能是頑固派呢?她不像倭仁、徐桐那樣有深厚的理學基礎,因自身所受的教育而希望恢復儒家的文化傳統,而且在此前的洋務運動中,她也是持支持的態度。可是,爲什麼後來她的確是被頑固派擁戴出來的呢?這裏面有着二元政治結構的微妙。西太后眼睜睜地看着自己逐漸喪失權力,這當然是她不願意看到的。與此同時,變法所得罪的恰恰又是那些有權勢的人,他們雖然不幹事,但可以包圍西太后,影響她的想法。如果西太后還有實權的話,那麼她是不會待見這些人,也不會聽這些耳旁風的。但在她將要喪權的時候,這些話就能聽得入耳了。凡是說皇帝或者新法不好的話,她會越聽越入耳。相應地,她對光緒的態度也越來越不好,即使是沒什麼事兒,也不給光緒好臉色看。這些事都是常見的,傳統的叫法是“婆婆的武器”,意思是婆婆整兒媳婦的武器。婆婆看媳婦不順眼了,不一定會打她罵她,但會經常性地弄出一些花招來,比如不理她,不跟她說話,媳婦說話時假裝沒聽見,王顧左右而言他,等等。在禮節上小輩又不敢反抗她,也不敢追問她,所以這種武器能把人弄得非常難受。現在西太后把這種婆婆的武器用在光緒身上,時間長了光緒就受不了,感覺壓力特別大。逼急了他就下了一紙密詔,這密詔不是給譚嗣同的,是給楊銳的。因爲楊銳相對比較保守,比較穩重。順便說一句,像譚嗣同、楊銳、林旭、劉光第等“四小軍機”是光緒在變法中比較大的突破。因爲新法實施在制度上有太多的阻力,舊官僚阻撓重重,軍機處的章京也不幹活,光緒沒辦法,只得再在軍機處安置四個聽他話的小章京。章京就是軍機處裏具體辦事的人員,就像科室的文員一樣,負責具體的文件政務處理,軍機大臣就是最後把關的。光緒在軍機處安插的這四個軍機章京,就相當於他在變法中的左右手。楊銳在這四個軍機章京中是相對保守的,畢竟他是張之洞的學生。光緒給了他一紙密詔,問他們有沒有什麼招數,用出來既能討皇太后歡心,又能把這些阻撓變法的頑固大臣幹掉。光緒爲此事很着急,但是很顯然,大家沒什麼辦法。
後來,就是譚嗣同出面了,打算冒一次險。當時維新派人士準備去分頭遊說各路新軍將領,最初覺得可能比較傾向變法的是聶士成,還有就是袁世凱。袁世凱參加過保國會,的確比較新,而且手上也有一支七千人的天津小站新建陸軍,所以譚嗣同就去找袁世凱。他一去就把這事挑明瞭,希望袁世凱帶着他的七千兵馬進京,包圍頤和園,逮捕西太后,發動一場政變。但是,譚嗣同跟袁世凱平時沒什麼交情,袁世凱對變法的擁護也沒達到願意以命相搏的地步,現在譚嗣同突然冒出來讓袁世凱造反,你讓袁世凱怎麼辦?他只能上報,他若是不上報,那麼自己也會完蛋。退一步說,即使他願意出兵勤王,他也辦不成,他的這七千新軍又不是什麼野鵝敢死隊之類的僱傭兵,也不是特種部隊。當時光頤和園外圍的護軍就有兩三萬人,此外還有北京其他系統的軍隊,就算這些都是豆腐渣,但他們至少能保證西太后不被抓走。後來的八國聯軍的戰鬥力要比袁世凱的新建陸軍強得多,但他們也沒抓住西太后。
這種軍事冒險一旦被披露,就給了西太后一個機會,她很快就把整件事情都怪罪到光緒的身上。西太后從頤和園殺回紫禁城的時候,非常痛心地罵了光緒帝一頓,她認爲是光緒主謀派遣袁世凱去帶兵抓她的。她痛斥光緒是個不孝的畜生,什麼當年抱你進宮的時候你才四歲啊,臍帶還不幹,老是溼,說是有問題,我就天天替你擦,晚上一打雷你就叫,你就哭,還得我哄着你,我把你養大,你居然這樣啊,等等。她確實有她的委屈,但在這種玩政治的女人身上,這種委屈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裝出來的。在囚禁光緒的這段時間裏,西太后經常變着法地折磨他,比如在宮裏演《天雷報》,就是天雷劈死不肖子的戲,讓光緒看着,看完了還要談體會。光緒也沒法辯解。
發展到這一步,變法肯定是不行了。西太后也不是想盡廢新法,但是如果不盡廢新法,她可能就很難得到那些頑固派勢力的支持,難以再度臨朝。最後她只留了一個京師大學堂,因爲開辦一所學校也不容易。但當時的京師大學堂其實並沒有運作起來。而變法中那些廢漕督、取消督撫同城之類的措施,本來是可以實施的政策,也被廢除了。所以,戊戌維新後,中國政治出現了一次嚴重的倒退。
那麼,仍然是剛纔的問題,究竟是什麼原因使得變法失敗,真的是因爲頑固派勢力很大嗎?當然他們是有勢力,但勢力大到什麼程度,這個不好說。我們在評述東方國家的改革時,要麼習慣用階級的觀點看,要不就是用派系觀點看,其實我覺得都有問題。如果說中國在戊戌維新時期頑固派勢力大的話,那麼日本在明治維新時的頑固勢力豈不更大嗎?連長州、薩摩藩那些主導變革的武士都是以“尊王攘夷”相號召,可見他們的保守心態比我們還重。這個時候,嚴格地劃分維新派和頑固派,或者說,隨意貼標籤,指定某些人是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某些人是封建階級利益的代表,其實都很荒唐。當時的大勢所趨是非變法無以圖存,這個大家都知道。關鍵是有些人就喜歡因循守舊,知道要變,但就不想變,寧可拖着,混一天是一天,苟且、麻木。歷朝歷代,直到今天都有這樣的人,但他們真能對歷史發展起決定性作用嗎?其實未必。
關鍵是改革的具體操作確實出了一些問題。維新派人士所面臨的政治結構是帝—後二元結構。所有的操作者,無論是廣東康梁這一系,還是東南沿海這一系,包括張之洞、陳寶箴這些握有實權的封疆大吏,他們都沒有正視帝—後二元結構這個基本的政治事實,而是都陷入了牝雞司晨的古老政治話題的迷思之中。他們都有一種抱負,就是想把所有改革的重任交給光緒帝,而忽視了西太后這個最不該忽視的人。此外,還有一個不該忽視的人——李鴻章,在朝中最有權力和影響的人。當時沒有人呼籲讓西太后主持變法,而事實上,依據後來新政的經驗,也就只有她才能把改革推向前進,但是所有人都把她忽視了。康梁這些人不僅忽視西太后,還常常給光緒帝上書,要求他“乾綱獨斷”。問題是,光緒能獨斷得了嗎?康梁還希望光緒帝能夠效法俄國的彼得大帝、日本的明治天皇。當然我們現在知道,明治天皇與彼得大帝無法等量齊觀,但在康有爲撰寫的《日本變政考》中,明治天皇被描述成一位剛毅果決的君主。康梁打造了兩個君主,然後讓光緒帝以之爲榜樣。光緒能學嗎?
今天看來,光緒帝只不過是個很乖的小學生,有想法,卻不知道怎麼來實現他的想法。他最後提的問題是很荒唐的——怎樣才能既不惹惱西太后,又能鎮壓頑固派?這怎麼可能呢,也確實讓幾個小軍機們不知道如何處理。要說解決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光緒靠邊站,讓西太后出來主持變法。這是中國政治,肯定得遵循中國政治的邏輯,他們這些變法者雖然都長期浸淫在中國政治氛圍中,卻都沒有想到這個問題,而把西太后忽視掉了。其實當時最好的方式,就是找一個恰當的理由和時機,讓西太后出來堂而皇之地主持變法。畢竟她是最有權勢的人。而受人喜歡且合法性最強的光緒恰恰不行。他可能很開明,很上進,但他沒有權勢,沒有魄力,也不敢破釜沉舟地對抗西太后,所以只能逆來順受地接受西太后對他的蹂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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