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簡陽市25歲女大學生村官辜某在徵地拆遷工作中，利用職權幫助親戚、朋友多丈量房屋和地面附着物，套取國家徵地補償款80餘萬元，並從中獲取“回扣”，最終被判入獄5年。

　　此事引起了各地從事過或者正在從事農村拆遷工作的大學生村官的關注，處在最容易出現經濟問題的拆遷工作的風口浪尖，剛剛跨出校門的大學生村官如何“自保”？

　　“小村官”們的想法

　　遇事多算親情、經濟、政治賬

　　江蘇省常州市南夏墅街道戴家頭村村主任、大學生村官馮冠華在拆遷工作組中負責“地面附着物”的測量，相較於辜某負責的房屋面積測量工作，小馮負責的這塊工作“彈性更大”。

　　實際操作過程中，小馮遇到過不少主動跟自己套近乎的村民。每當遇到這種情況，小馮總是牢牢抓住一條“底線”：我可以幫你賣樹、幫你賣葡萄，甚至可以幫你搬家當苦力，但在測量問題上，只能按國家定的規矩來。小馮提醒未來的大學生村官們，遇事“多算親情賬、經濟賬和政治賬”，“一旦犯錯誤，就什麼都沒有了。”

　　剛出校門避開“高風險”崗位

　　重慶市渝北區龍興鎮天堡村書記助理、大學生村官熬世傑走出校門才一個多月，就從村裏被調去拆遷辦公室。小熬覺得，像自己這樣剛跨出校門的大學生村官，不宜被放在拆遷工作中最容易出問題的崗位上。

　　這一點，龍興鎮組織部門就特別注意。所有參與拆遷工作的大學生村官，均被安排在綜合組、內業組等文職崗位上，外業組幾乎沒有安排一名大學生村官。“外業組都是幹了10多年的老幹部，這也是組織部門對大學生村官的一種保護。”

　　大氛圍下只能靠自身抵禦誘惑

　　看到女大學生村官辜某獲刑的報道，溫州市洞頭縣金嶴村黨支部副書記、大學生村官謝炳希嘆了一口氣說：“報道中也說了，不止她一個人這麼幹，身邊那麼多人都這麼幹，大氛圍下只能靠她自身抵禦誘惑的能力撐着。”

　　謝炳希認爲，建立一套相對科學的拆遷監督機制，纔是保護大學生村官最好的方法，“大家都沒問題的情況下，我相信以大學生村官的素質,她也不會帶頭騙補償；但在周圍人都有問題的情況下，大學生村官犯錯的風險明顯就大很多，因爲她剛出校門，還沒什麼見識和閱歷。”

　　組織部官員的迴應

　　讓“小村官”搞拆遷未嘗不可

　　宿遷市委組織部綜幹處處長楊衛國在給各個鄉鎮、區縣佈置大學生村官管理工作時，一般都會提醒基層組織幹部，儘量不要讓剛從學校畢業、新進的大學生村官從事出納、會計等村級財務管理工作，而是多讓他們從事社會管理創新、農技推廣、養老保險統籌等工作。

　　“剛出校門的大學生，閱歷、經歷都不夠，但他們又是未來農村工作的希望所在，組織部門要培養他們，應該一步一步來。”楊衛國說，如果有一套比較完善的拆遷監督機制的話，直接把大學生村官放在所謂的“高風險”崗位上，也未嘗不可，“拆遷本身就是一件鍛鍊人的事，只要制度完善，讓大學生村官去一線負責測量、補償定價也是可以的。”

　　楊衛國說，在監督機制尚不夠完善的條件下，那些剛從大學校門走出來的大學生村官有可能會被人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