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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祁夢竹通訊員祁月
溫暖的陽光,從窗外灑了進來,屋裏亮堂堂的。14歲的曹建,剛剛把習題做完,82歲的謝雲老師,從廚房拿出一個蘋果遞過去,“休息一下。”笑得如祖母般慈祥。誰能想到,曹建的這位“家庭教師”,竟是知名大學的退休教授,做過兩次癌症手術,疾病纏身……
謝雲老師的家,在石景山區老山街道社區。社區裏,10位平均年齡72歲的退休老人,爲周邊貧困家庭、問題家庭、單親家庭的孩子們義務補習功課,11年來從不間斷。這些老師中,有的身患多種疾病,有的做過數次大手術,有的因爲癌症切去了四分之三的胃……但她們依舊每天忙着家訪、備課、教書。
她們給自己命名爲“紅蠟燭”,燃盡自己,照亮他人,蠟炬成灰淚始幹,爲孩子們撥開黑暗、點亮希望。
謝雲就是“紅蠟燭”中的一員。上週末,記者來到她的家。
客廳裏,一張沙發、一張摺疊桌,兩把椅子,一排櫃子,簡單質樸,這是她現在的“教室”。
“11年前,我們在社區做調查發現,‘特殊家庭’中的孩子教育問題最突出。”調查結果顯示,來自貧困家庭、問題家庭、單親家庭的孩子中,多門考試不及格的佔75%,曾經留級的佔60%,曾經參與打架鬥毆的佔85%,曾經參與偷盜團伙的佔15%……
這些在教育崗位工作了一生的老教師們心急如焚,成立了“紅蠟燭教育小組”,當起了義務家教,數十名需要幫扶的“問題孩子”被分給了各位老師負責。
“他是我現在教的兩個學生之一,”謝老師拿起曹建做的習題,認真批改,“從四年級到初三,教6年了。”
曹建的家庭並不完整,他一歲時父親失蹤,母親也離家出走。只有已經退休、文化較低的爺爺和他相依爲命。從一年級到四年級,他門門功課不及格,經常違反紀律。
他就住在謝老師家對面的樓上。“那年謝老師遇到我,問願不願跟着她學,我就答應了。”曹建一臉稚氣地說,他還不知道,這位不要錢的義務家教,退休前是知名高校的中文系教授。
“好多同事、同學都是博導、碩導,我呢?在社區教小學生、中學生。”謝老師“自嘲”,卻樂在其中,“你看,這道題你的計算結果雖然對了,但方法太複雜,可以把算式簡化一下。”如今,數學、語文、英語,她門門課都教。
爲了讓孩子們進步,謝老師把功課做在了前面,“提前買教材,準備好教案。”一生站在講臺的她,輔導孩子更加認真,“大學生都掌握學習方法了,孩子們正是打基礎的階段,我多下功夫,就能讓他們少走彎路。”除了家訪,年邁的謝老師還經常“校訪”,與學校老師溝通,配合學校的教學進度。
批改好習題,謝老師逐一給曹建講解,分析錯誤原因,教給正確方法,耐心至極。一講就是將近一個小時。她的老伴坐在一邊看着,心裏擔心,“除了兩次癌症手術,她還有高血壓、肺氣腫、心臟病……”
越講,謝老師的聲音越低,曹建說:“您休息一下再講吧。”謝老師卻擺手,“沒事,你好好學習。”繼續講下去,等全部講完,謝老師已十分疲憊。
年紀這麼大了,爲什麼還堅持?謝老師笑了笑,回憶說:“我在社區的第一個學生叫董芳,家裏很困難。第一次去家訪,敲門,門開了,我卻看不見人。只聽見‘老師,您屋裏坐’,一看,那人坐在地上,用雙手撐着地挪動。”
謝老師眼睛溼潤了,“他是董芳的父親,殘疾的他告訴我,‘我沒文化,最大的心願就是讓孩子學好’。他家徒四壁,所有希望都在孩子身上,當時我就想,一定把孩子們教好。”
11年,不論身體狀況如何,謝老師一直在堅持。
現在家教這麼貴,爲什麼一直義務授課?她說:“家境好的孩子,能得到好的教育,但這些困難家庭的孩子,一樣希望有更好的學習機會,我願意教他們,直到我教不動的那天。”
曹建收拾好書包,向謝老師告辭。謝老師拉着他的手說:“回去好好照顧爺爺,你長大了。要中考了,好好複習,爭取考個好學校,報志願的時候,我給你好好參謀參謀。”
不僅教書,更要育人,這是謝老師們的宗旨,“讓他們不走彎路,做個好人,我就知足了。”
11年來,20多個孩子從謝老師的“客廳教室”畢業,有的考入名牌大學,有的已經參加工作。
謝老師只是“紅蠟燭”中的普通一員。82歲的彭世治老師,因爲癌症切除了四分之三的胃,術後三個月,就拖着虛弱的身體繼續輔導學生。74歲的邵譽培老師,有時備課要到凌晨兩三點。平均年齡已經72歲的10位老師,不僅堅持爲孩子們授課,有的人更拿出自己微薄的積蓄,捐助孩子們貧困的家庭。
她們的身體,已年老多病;她們的精力,極其有限;她們的家庭,也有各種困難……但多年來卻沒一個人退出。11年中,她們共培養了68位學生。
“紅蠟燭”的光,也越來越亮。如今,街道爲老師們設置了專門的教室用來教學。北方工業大學的15名大學生,也慕名而來加入“紅蠟燭”,幫助孩子們輔導功課。
這顆“紅蠟燭”,燃燒不盡,散發着如太陽般的光亮。 (文中未成年人均爲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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