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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小時候老街舊鄰但凡上了年歲的就嘛都敢信。“狐(狐狸)、柳(蛇)、黃(黃鼠狼)、白(刺蝟)、灰(老鼠)”竟被奉爲“五大仙爺”家家供奉。孩子們得了“撞客”據說就是此輩伏體才精神恍惚。必須由“神婆”以哄勸或乞求的方式請它們離去。天津話至今還有:“你那麼蔫兒是否被殃打了?”——這“殃”據說就是伏在人體的妖祟。有學者認爲民間流行的“秧歌”,並非慶祝豐收的歌舞,而是源自更爲古老的驅祟行爲。內中積澱着人類童年時期富於幻想和敬畏的“萬物有靈論”。曾經我和一位老友一起在高粱地看莊稼,他就給我講了當年在冀東抗日根據地的青紗帳裏,親眼所見黃鼠狼娶親的故事,說它們跟人一樣以高粱稈爲轎子排成一字煞有介事地娶親迎親。人們對“五大仙”的神祕感,或許正是其與人相近的某些習性。“萬物有靈”即“泛神論”,在反映着人類對自然敬畏的同時也誕生着最早的原始宗教以及後世的人爲宗教。
於是不止大仙爺,和過日子更爲密切的竈王爺、門神爺、藥王爺、財神爺等都紛至沓來。但對它們的供奉儀式則極其簡單,“臘月二十三竈王爺上天”,一張竈馬兒連送帶接只在頃刻之間完成。還有津門特產的“娃娃哥哥”,製造了這個城市只有“二爺”絕無“大爺”的民俗傳說。宗教的世俗化傾向表明天津人“寧可信其有,何必疑其無”的信仰態度,連歷史名人綠林好漢都可以成爲“泛神靈”的對象。除了文聖孔夫子還有武聖關雲長,包公不也有“日斷陽夜斷陰”的本事嗎。於是,“別拿武大郎不當神仙”也就成爲津門一條玩笑式的信則了。泛神意識導致人也是神,神也是人——人神不分。於是大年三十隻一張白紙寫上“全神”二字,就“一攬子”全包誰也不得罪了。
當然,有人嘛都敢信,有人嘛也不信,這倒也很正常。只是,如果有人連“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也採取棄去的程度,只信一個字:錢!那就有些令人惶惑不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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