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權法修訂草案中數條條款引起了社會的爭議(民主週刊4月21日曾作報道)。4月25日，國家版權局在北京召開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媒體互動會，國家版權局法規司司長王自強就相關條款進行了詳細解讀。

　　版權局和集體管理組織無直接人事聯繫

　　對於草案會讓權利向集體管理組織傾斜形成“公權壟斷”的質疑。王自強解釋，國家版權局和集體管理組織並無直接人事聯繫。“版權局和五個集體管理組織，是監管和審批關係，這個關係在世界各國都存在。兩者之間不存在直接的人事關係。只有部分退休員工在集體管理組織工作，但只是因爲這些人的名望，而不是公權代表，這種現象在世界範圍內都是存在的。”

　　針對音樂人對集體管理組織的意見，王自強表示，集體管理組織應該是著作權人的家園，但現在著作權人卻成爲集體管理組織的異己。他認爲，應該把制度層面與執行當成兩個層面來看，一是制度本身的問題，二是組織執行過程中的不規範。不能因爲執行的問題，就放棄完善管理制度的努力。

　　“原作者聲明不能使用”的規定不符合國際慣例

　　對草案中爭議較大的46、48、60、70條，王自強都進行了詳細解讀。他強調這些修改都依據了國際慣例，參考了美、德、日、韓等國和港臺等地區相關法規。

　　針對46條在原有相關法律的基礎上取消了“原作者可聲明不得使用”的規定，王自強表示，“包括美國、德國、日本、南非等都沒有這一條，大家可以去查閱，因爲一旦有了這一條，就不叫法定許可了。”而爲什麼教材、報刊轉載的規定中保留了這一條呢？他表示因爲這些行動的第二使用人，使用的東西跟原件是完全一樣的。但錄音不一樣，錄音過程實際上就是一個再創作，它的演唱者、錄音者、配曲者都是不同的，出來的東西跟第一個錄音肯定不一樣。

　　爲什麼規定時間是三個月？王自強說，日本、韓國和臺灣地區等規定都是三年，而時間越長越容易導致大的音樂公司壟斷。“這一家越滾越大，小公司越滾越低。所以爲什麼會有四大唱片？”爲了避免這一現象，選擇了以三個月作爲期限。

　　69條並非庇護網絡盜版

　　草案69條規定，技術服務商不承擔審查責任，此規定被認爲是對互聯網盜版的“庇護”。王自強解釋稱：“這是世界各國對提供網絡技術服務方的一般規定，也就是‘避風港原則’，即技術中立和過錯原則。對此不僅美國有如此規定，歐盟也規定了。我們的規定比它嚴格，只適用於‘單純提供技術’的服務提供商，只要服務商有主觀因素，就不適用於69條。”

　　爲什麼不能啓用新的技術，將網站自行審查上傳內容變爲可行，從而更好地保護版權？王自強表示，審查從目前的技術水平來說，還無法達到。

　　版權局不是任何一方利益主體代言人

　　互動會上，王自強首先強調了國家版權局“不是立法機構”，只是“部分承擔了著作權法第三次修訂草案的初步工作”。此外，他表示，國家版權局“不是任何一方利益主體的代言人，而是著作權法律關係中不同利益者的協調者和平衡者”。

　　王自強多次強調，“草案向社會公佈，就是要充分聽取社會各方面的意見，特別是反對意見。要感謝那些對著作權法修訂提出意見的組織和個人，我們目的都是一致的，都是要爲完善這部法律，什麼意見、表達方式都接受。”

　　(據新華社)

　　宋柯：很高興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

　　麥田音樂製作公司創始人宋柯出席了互動會參與討論。他認爲，該草案參考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法律條文，但忽視了中國目前版權狀況相對惡劣這個事實。“爲什麼音樂人跳出來反對？並不是讀不懂法律在誤讀，我們現在都快成法律專家了，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情況、集體管理組織我們都在研究。相對來說，這次修訂草案還是沒有考慮到所有權利人。”

　　對於王自強援引一些國家和地區的法律和實例，宋柯意見鮮明：“我不同意您說的，創意行業是很難壟斷的。唱片公司需要對版權的壟斷才能獲得成長空間，我做這一行真正起家是因爲朴樹。如果當時三個月後，朴樹所有的歌，比如說有一家公司沒有經過我的同意就弄走了，我就死掉了。”

　　宋柯舉例說，翻唱國外歌手的歌曲比翻唱國內歌曲繁瑣得多：“去年，我們翻唱一首Lady Gaga的歌，除了各方面版權都要兼顧，就連我們翻譯的中文歌詞都得給對方審，一首歌下來得花三個月。”但宋柯最後也表示，“這次草案的修訂體現出法治建設的巨大進步，我們很高興能有機會發出自己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