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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還在使用着一隻30多年前手工製做的舊檯燈。幾次搬家淘汰了不少舊傢俱、舊電器,妻也多次說它太不協調了,新房新傢俱新書桌,卻放着一隻不倫不類的舊檯燈,讓我扔掉算了。可我卻不願意,甘願用它看書學習。
這隻燈是30多年前我的一位插友親自動手做的。
那是上世紀70年中期,我從插隊知青被招工上來不久又被單位推薦去北京廣播學院學習。在農村就交往密切的中學同學M,也在當年年初被從農村招工進了蚌埠一家工廠當了車工。我寫信告知她,我要去京學習時,她即刻請了假,從蚌埠坐火車來到合肥,幫我拆洗被褥,整理行李,足足忙乎了兩天才返回。
我到京後即投入了學習,不大的寢室裏放了四張雙人牀,住了6人,一張雙抽桌,只有一隻日光燈,高高吊在天花板上,晚上看書很不方便。我在給M的信中談及了此事。沒成想,10天后,M竟然給我寄來了一隻她自己製作的檯燈,檯燈的底座是木板刻做成半圓形,用漆漆成天藍色,燈杆是鏍旋軟管鍍鉻的,燈頭是螺口的,雖然很粗糙,但她信上的一段話我至今仍很清晰:“願你在明亮的燈光下不斷提高文字水平,回來當一個爲人民鼓與呼的好記者。”這很符合當時的時代特徵。我非常高興,即刻買了燈泡裝好,按亮,在這燈泡下看書學習了。在校的那幾年,每每坐在這檯燈下,我總覺得有一股動力,有一種力量,在鞭策、督促着我。我較爲系統地自學了語法修辭邏輯,抄寫大量的新聞筆記,自感業務水平不斷提高。
1976年春天,我從東郊的學校去城西。看望來京公差的安徽廣播電臺老領導,返回時路過天安門,看到廣場上衆多的人在護衛紀念碑前的花圈,出於對周恩來總理的熱愛,我也主動加入了護衛的隊伍,而且聲竭力盡地在讀着一張又一張詩文。第二天我又在學校裏發起並帶着幾十位同學去天安門廣場送花圈。可一週之後,我即被校工宣隊勒令寫檢查,同時又被校工宣隊莫名其妙地一次次找談話,一次次“被幫教”,他們還把我以開門辦學之名送到了四川樂山廣播站去實習。我的通信也受到限制,被迫終止了和M的聯繫。待唐山大地震發生後我獲准返校,在抽屜裏一下子看到了M的10多封信。其中一封還談到,我們校工宣隊曾派人去她那瞭解我的情況,她們廠革委會主任還專向她介紹了我的“罪狀”,要她與我劃清界限,否則將影響着她即將被結合進廠革委會。我一夜未眠,痛苦地決定暫不回信給她了,雖然後來我又陸續收到過她二封來信,但我都沒回,真怕影響她進步。待風雨過後,陽光普照,1977年我再往她所在的廠寫信時,已沒了迴音。我畢業回到原單位報到後,即去蚌埠,到她單位一打聽,才知她作爲“小雞帶老雞”的典型,已被送到幹校學習。我趕到她學習的幹校,可被告知,她不願見我。我怏怏而歸。我給她寫過幾封信,她都也沒回。再後來,我們就沒了聯繫。友情在時間的長河中慢慢地淡漠了,偶爾從別的同學處知她後來被分到一小廠當了工人,往日的光環早已褪色,再後來聽說她成家了。我也成家、生子,忙於生計。可這隻檯燈我卻一直保留着,對我來說這是一段美好的回憶,柔和的燈光永遠亮在我的腦海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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