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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胎兒性別鑑定到引產‘一條龍’服務”“涉及安徽、江蘇和河南等省數百名孕產婦”……不久前安徽省有關部門審理一起案件反映的非法性別鑑定及引產問題,引發了社會關注。
中介拉客女嬰“消失”
家住安徽舒城縣的王霞有一個11歲的女兒,因女兒身體不好,她申請到了二胎指標。2011年10月,懷孕4個多月時,王霞和丈夫託人做了B超鑑定胎兒性別。得知是女嬰後,他們來到合肥,花了5000元找了一家地下診所進行終止妊娠手術。
與王霞“境遇”相似的孕產婦還有不少。記者採訪瞭解到,由於大都在地下診所流產,她們往往難以提供正規的手術病歷,這些做法引起了計生部門和公安機關的警覺。
“在我們辦過的此類案件中,大多數被流產掉的是女嬰。由於傳統觀念等原因,許多孕產婦在家庭壓力下放棄胎兒,有的屢次實施手術。”合肥市公安局相關負責人介紹,此案牽出的灰色利益鏈分工明確,在流水線式操作下,一些女嬰黯然“消失”。
中間人是第一環節:部分醫療機構包括地下診所的業務員充當中間人,如合肥某肛腸醫院業務員張某曾介紹客源,從5000元引產費中分得4100元“回扣”。在高額介紹費的吸引下,共有7名民營醫院業務員參與進來。另外,一些地下診所和個人也四處“拉客”。
第二環節是鑑定性別,案件嫌疑人攜帶便攜式B超機,在汽車裏、私人診所甚至上門爲孕產婦進行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鑑定。
之後,案件嫌疑人按照孕產婦對胎兒性別的需要,將其帶到位置偏僻的地下診所,實施非法引產手術。也有的孕產婦本人謊稱身體不適、誤服藥品等,去正規醫院實施引產。
記者調查瞭解到,合肥公安機關曾抓獲25名涉案嫌疑人,經由他們實施性別鑑定及引產手術的孕產婦達數百人,遍及安徽多個市縣以及江蘇、河南等省市,直接導致了23名女嬰和1名男嬰引產死亡。
“三馬分肥”結團伙
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鑑定、非醫學需要的人工終止妊娠,又叫“兩非”行爲,是國家法律明令禁止的。2011年以來,國家人口計生委等六部門組織開展了專項整治行動,先後查處“兩非”案件1.5萬餘件,處理各類有關責任人近1.3萬人。但是此類地下交易行爲屢禁不止。
“究其根源,主要是一些家庭‘重男輕女’‘養兒防老’的觀念仍在影響生育行爲。”中國人民大學社會與人口學院院長翟振武說,現實中的男性比女性在物質和精神受益上更大,如可以傳承香火,還是農業勞動的重要勞動力等。
專家認爲,與其他違法行爲不同,這類案件的受害者往往是“受益人”,許多孕產婦是主動找中間人的,無疑讓一些中間人有機可乘。
記者瞭解到,一些涉案嫌疑人爲了抱團“發展”,制定了“三馬分肥”的規矩:每一例成功引產手術後收取費用約3000元至5000元,介紹人從中獲得1500元至2000元的介紹費,做胎兒性別鑑定的人收取300元至600元的B超鑑定費,其餘由引產手術人收取。
如此專業化和流動性作案,導致“雙非”手術地點和方式隱蔽,給有關部門調查取證帶來很大難度。安徽霍邱縣人口計生委一卞姓負責人說,他們在基層執法發現,以前大多是鄉村醫生零星作案,而目前團伙作案趨勢明顯,有不少人跨區域流竄作案。
專家指出,胎兒非法性別鑑定及引產屢禁不絕,是導致出生人口性別比(每出生100名女嬰對應的男嬰數)持續偏高的重要原因之一,長此以往,我國男女性別的比例難免失衡。
專家建議將“兩非”入刑
安徽省人口計生委副主任高俊文表示,首先要加強對醫院工作人員的監管,其次是加強對出租屋的管理及孕情監測,建立全國聯網的“兩非”案件信息系統,形成跨省區、跨部門齊抓共管的格局。
翟振武認爲,我國刑法尚未對“兩非”行爲做出明確量刑。根據規定,對不具有醫生執業資格的人實施性別鑑定的,應處以罰款、沒收B超機等行政處罰,但一般不予追究其刑事責任,這不足以起到威懾作用。因此,要加強懲治力度,將“兩非”行爲入刑,以提高違法成本。
安徽大學人口研究所教授黃鸝呼籲,從長遠來看,需要加強女性權益保障,從經濟、政治、社會保障等方面全面提高女性的社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