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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希堂畫譜》中的蟈蟈籠
重續兒時的蟈蟈情緣,是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我來到天津以後。我發現天津人喜歡玩蟲,其中有我熟悉的蟈蟈,也有蟋蟀、吱啦子等;既養鳴蟲,也玩鬥蟲。
在一個嚴寒的冬季,我偶然發現花鳥市場的角落裏,一羣人有的手裏拿着葫蘆,裏面傳出蟈蟈和油葫蘆的叫聲;有的叫聲則從鼓鼓囊囊的懷中隱隱傳出。尤其見到一位老者葫蘆裏裝着一隻新蛻皮的嫩蟈蟈,我更是感到驚訝!到此時我才知道,原來真的有“冬蟈蟈”!這可是我兒時的夢想啊!記得小時聽人說過有“冬蟈蟈”,自己也曾在深秋的野地裏徘徊,想從霜後的枯葉中發現一隻,可從來也沒有見到,而今竟在天津發現了。所以我很激動,毫不含糊地花十二元錢買了一隻,那時的工資才五六十元。
從此以後,我自覺不自覺地有空就往花鳥市場跑,那些“蟲友”身份很雜,幹什麼的都有。他們對我這個大學老師加入進來也覺得好奇,有時不免問我:“你一個大學教授,跟我們混在一起幹嘛?”他們哪裏知道,我的身份本是農民,他們是市民,與他們在一起,還算我“高攀”呢!日子長了,我和這些“蟲友”混得很熟。更重要的,在他們的“瞎白話”中,我發現原來小小的鳴蟲竟有那麼多的講究、那麼多的學問,這使我大開眼界。我說的“學問”,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學術問題,而是指這個“行”內有很多特定的東西,它類似知識,但又缺乏科學性,有點像行規,這個行內的人都自覺遵守,誰都不能違反。鳴蟲有很多類,叫聲不同,習性不同,養法也不同,這是不可混淆的,混了就會惹人笑話;同一種鳴蟲又可根據體色分成幾種,玩家們有自己約定俗成的命名,與昆蟲分類學上的命名是不同的;不同的鳴蟲要用相應的器具飼養,這一點要求更是嚴格,也是蟲友們最起碼的知識;養蟲葫蘆造型各異,各有各的名稱,各有各的用途,不可相混。記得有一個電視劇,一個王爺手裏拿着蟋蟀葫蘆,上面趴着一隻綠蟈蟈,就曾惹得蟲友們笑話;而一位專家鑑定一個蟋蟀葫蘆時把它叫做“蟈蟈籠”,更是成了蟲友們的一個笑柄。
隨着時間的推移,我發現民間養蟲玩蟲,其中的知識不但非常豐富,而且頗成“體系”,於是萌生了要把這些知識整理成書的想法,這就是後來出版的《中國鳴蟲與葫蘆》。近幾年,我又把這本書重新修訂,分爲《中國鳴蟲》與《中國葫蘆器》再版。實事求是地說,寫書寫論文對我而言並非難事,但寫蟲畢竟不同於文學研究。養蟲、玩蟲雖然屬於民俗文化的範疇,但又具有客觀性,必須尊重,否則就會動輒出錯,難以得到行家的認同。所以我曾“惡補”過一番昆蟲學知識;昆蟲學上也沒有寫到的,自己還要進行觀察、實驗,積累數據。有幾年,我一心用在寫蟲上,熱情高漲。寫專業文章,更多的是因爲職業的緣故,身在其位不得不然;但寫蟲,卻是發自內心的愛好,是一股不可遏制的巨大興趣。所以雖然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但絲毫不感到枯燥,甚至也不覺得疲勞。後來我又陸續寫了《中國蟲文化》與《蟋蟀文化大典》。
作爲一個古典文學研究者,我寫蟲也算是一種“下海”吧。其中的甘苦不一而足,但最大的收穫是充實了自己的生活,擴展了知識視野,能與廣大“蟲友”分享自己的知識,我覺得這是一種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