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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繼兵
打開那令人興奮地記憶,想說的話很多,我就把晚報搭橋三次找到好友的故事講給大家聽。
第一次是晚報《五色土》刊登我寫的散文《警察與刺蝟》,見報後的第三天,我一個1970年同在北京翠微中學上學的同班同學周向華打來電話,“是任繼兵嗎?”“是我,你是?”“我是周向華呀!”“哎喲老同學,30多年沒見啦。”於是兩個人便是一小時的長話相聊,我問他怎麼找到的我?他說:“是你的那篇《警察與刺蝟》,你的名字,還有屬羊,我琢磨着多半是你,後來就給晚報打了電話,於是找到了你。”之後,我才知道是《五色土》副刊的高立林編輯給我們老同學搭上的橋。
第二次是晚報刊登我的“大院記憶”徵文,《小夥伴的名字不是軍就是兵》以後,40多年沒見的老同學殷平打來電話,他覺得讀了我寫的文章特親切,彷彿又回到了過去。找到了殷平真要感謝《北京晚報》。
第三次是公安部原新聞發言人武和平,就是組織破獲全國聞名的“9·18”大案的那個武局長。他看到我在《北京晚報》刊登的散文《乾孃》,深有感觸地與我見面相談,說他也有乾孃,父親也是老軍人,又說我們不能忘記自己的親生父母,也一定要記住撫養過自己的奶孃(乾孃)。再以後,武和平專門爲我的一本作品集《秋之韻》作了序。這件事不又是《北京晚報》的功勞嗎?
還有,除了晚報搭橋三次找到好友之外,我的一些文章在晚報刊登後,還有一些不知名的人打來電話,詢問與文章有關的事。記得一位也當過兵的女同志打來電話,她說:“別問我是誰,我們並不認識,就是想問問你,你寫的《當兵第一年》特別有同感,還有第二年、第三年嗎?”
這大概就是緣吧,因爲我的愛好與《北京晚報》結下了深深的感情。 X0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