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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往今來,文學被視爲不朽的精神,文人也因其作品的流傳而受到敬重。究其原因,那是因爲作家們立志爲社會、爲人民代言,勇於揭露醜惡、鞭撻腐朽,歌頌善良、正義和崇高,他們有理由“自命不凡”。有的作家主觀意圖並非要使自己成爲道德楷模,但他們作品中塑造的真善美的人物卻是公衆的理想化身,哪怕帶有臆造、拔高的理想主義色彩,卻沒有人反感。因爲它反映了讀者對進步、民主、自由和善良人性的嚮往,符合人類共同信守的文化道德標準和審美需求。
現在似乎有所不同了,在某些文學作品中,容忍醜惡堂而皇之地登堂入室了,諸如身體寫作等。於是以醜爲美,以垃圾爲黃金的作品悄然而生,於是充滿解構主義的一些作品紛紛出爐,它們解構崇高、顛覆崇高、戲謔人類公德,挑戰美好情操,以醜陋取代美好的人性,彷彿這種醜惡的東西纔是作家創作的本源和實質,並稱之爲“迴歸”。
姑且說它是“迴歸”,也是一種倒退向鴻蒙未化的“迴歸”。實用主義、享樂主義、拜金主義毒害社會和人心的後果不是顯現了嗎?前些年,在電視屏幕上,有人公開宣稱“寧坐寶馬車裏哭,不在自行車上笑”,這是對人類社會普遍認同的人生觀、價值觀、愛情觀乃至審美標準的公然挑戰和褻瀆。
古今中外,經典大師們的傳世之作,儘管他們立意之初並不一定有着什麼偉大抱負,也未必以匡扶天下爲己任,刻意要引導道德潮流,但當你受了作品的觸動、感染和衝擊之後,你不能不承認,它代表了那個時代的主流,作家是站在潮頭的,他們所具備的文化和精神素養,是絕對可以與政治家媲美的。從這個意義上說,凡是偉大的作家,都是偉大的思想家,體現在他作品中的先知先覺的思想內核,就是時代變革的精髓。
當然,每個作家生存的時代、環境、經歷、教育各不相同,允許他們的作品有多樣性,有自己的風格,但不可以脫離時代而成爲虛無文學。縱觀世界文學史,即使像巴爾扎克那樣,被人逼着還債而關起門來寫“債務小說”,他也要對得起自己的良心,這並不妨礙他產出輝煌的鉅著。在這裏,錢和文學是分開的,爲錢而寫作,作品卻是嚴肅而不帶銅臭的,賣字卻不賣靈魂。
狄更斯說起他所處的時代,稱“這是最好的時代,也是最壞的時代”,在作家眼中,好與壞並存,所以纔要作家用筆來隱惡揚善啊!
人是需要精神撫慰的,作家的神聖使命恰恰是用他的作品來滿足受衆的需求。好的作品可以爲人療傷,給人以慰藉,使人有精神的皈依、心靈的寄託。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思想、道德和處世準則,不管怎麼變,人類社會總是在進步的,中國亦然。回想改革開放之初,從傷痕文學、反思文學到尋根文學,應當說都是伴隨着時代脈搏律動的,一大批作家從思想禁錮中解放出來,以井噴一樣的氣勢,創造了一個時代的文學繁榮。這是反映時代、服務於時代,也推動了時代的一次文學大潮,它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促進反思、奮進開路,對全民族的浴火重生,起到了號角作用。
隨着改革開放的深入,國門大開,新鮮空氣進來,垃圾也混了進來,這是不容置疑的。在物慾橫流的時代,新的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都陸續登場。在文學圈子裏,各種旗號的文學流派也都應運而生。
那麼作家還要不要有與時代相匹配的文學理想、道德追求和時代審美精神呢?必須承認,目前看來,傳統的理想、道德被邊緣化了,於是文學理想開始淪落,它是沉渣泛起的沒落道德的影子,又反過來加速它的腐化。過去稱作家是人類靈魂的工程師,現在還有光環嗎?譬如對人性、民生的關注、關懷,有的作家往往是缺席的。當下,你還在寫私人化作品,而無視當下瞬息萬變的社會,對此無動於衷,你事實上已被時代拋棄。
現在有人喜歡說文壇浮躁,最危險的浮躁在於你自己耐不住寂寞,守不住清貧,抵擋不了文壇怪圈的誘惑。
《易經》的最後一卦叫“未濟”,指沒有完成,表示大千世界還有缺憾,尚待完善。面對人類文明、國家進步、民族復興,作家所能感知的一切,能表現的一切,也都是“未濟”,文學繁榮的前景留給有使命感和責任心的作家的空間是無限廣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