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志春

　　折柳相別是唐詩中意味厚重的意象。《三輔黃圖·橋》：“霸橋在長安東，跨水作橋。漢人送客至此橋，折柳贈別”，就記載了的這一習俗。頗爲奇怪的是，世人一再說灞橋折柳相別是漢代的習俗，但我們在彼時彼地的漢代文獻中卻並未找到相應的記錄。而當時的人們對此似乎也沒有絲毫的“反應”，而訴諸歌詠的大約都在隋唐以後，而且運用得頗爲嫺熟：“今日垂楊生左肘(王維《老將行》)”，這裏垂楊即指垂柳，源於隋煬帝賜柳楊姓。寫詩付諸詠唱，說明這一概念是天下的共識而不僅限於陽春白雪或下里巴人羣落。此外，還有“簫聲咽，秦娥夢斷秦樓月。秦樓月，年年柳色，灞陵傷別。(李白《憶秦娥》)”、“朝朝送別泣花鈿,折盡春風楊柳煙。(魚玄機《折楊柳》)”、“城外春風吹酒旗，行人揮袂日落時。長安陌上無窮樹，唯有垂楊管別離(劉禹錫《楊柳枝》)”、“半煙半雨江橋畔，映杏映桃山路中。會得離人無限意，千絲萬絮惹春風(鄭谷《柳》)”。

　　《三輔黃圖》一書，相傳爲六朝人撰寫，作者姓名佚失。它是研究秦漢歷史，特別是研究秦漢長安、咸陽歷史地理的可貴資料。西北大學歷史系陳直先生對此書作了有益的校證，並提出其爲中唐以後人所作。且唐人習俗，往往將當代事以漢代之。如白居易《長恨歌》明明是寫本朝事，卻偏要說“漢皇重色思傾國”云云。

　　事實也許是，隋煬帝的地位使得柳樹升格到了國家與家鄉的象徵符號。因而在異地相別的時候，折柳相贈便有了進而兼濟天下、退而眷念鄉梓的意味。隋煬帝的名聲使得後世文人有意迴避並挪移了折柳相贈的緣起時間。但很快，以文人認同的方式尊柳，關中民間相沿至今的民俗是孝子的拄棍爲柳木棍，且最終是要插在墳頭，有成活者便成爲祖塋之樹，彷彿國家之社樹一般。

　　唐傳奇《煬帝開河記》可能是最早提出隋煬帝賜柳樹國姓的文獻。“功既畢，上言於帝，決下口，注水入汴梁。帝自洛陽遷駕大渠，詔江淮諸州，造大船五百隻。龍舟既成，泛江沿淮而下。到大梁，又別加修飾，砌以七寶金玉之類。於是吳越取民間女年十五六歲者五百人，謂之殿腳女。至於龍舟御楫，即每船用彩纜十條，每條用殿腳女十人，嫩羊十口，令殿腳女與羊相間而行，牽之。時恐盛暑，翰林學士虞世基獻計，請用垂柳栽於汴渠兩堤上，一則樹根四散，鞠護河堤，二乃牽舟之人護其陰，三則牽舟之羊食其葉。上大喜，詔民間有柳一株，賞一縑，百姓競獻之，又令親種，帝自種一株，羣臣次第種，方及百姓。時有謠言曰：‘天子先栽然後百姓栽。栽畢，帝御筆寫賜垂柳姓楊，曰楊柳也。”其後明代馮夢龍在《醒世恆言》二十四卷、清初褚人獲在《隋唐演義》四十回中又分別演繹了以上傳說。

　　自古以來，封建帝王有賜姓於臣以示尊崇的傳統。在中國，被皇家賜國姓是無上的榮耀，與皇家同宗同族，便擁有了無形的政治資本。民間傳說將柳樹說成“楊”姓，則將它上升到國姓的高位格局中。柳樹便不再是長堤邊隨意栽種的樹木，而是皇家的象徵、國家的社樹。家國同構的社會格局，使人們感覺到國的象徵便是家園的象徵。隋煬帝賜姓的民間傳說得到了廣大民衆的認可。對於唐朝人來說，看到柳樹便會聯想到前朝的重重舊事。歲月演進，朝代更迭，前朝是唐人先祖生活的時代，先祖所居之地便是我們的祖籍。人總是念舊的，祖先的豐功偉績、風花雪月雖都無關今日，卻是整個家族不能磨滅的記憶。前塵往事隨着朝代的更迭湮沒無聞，先祖也相繼離我們而去，只剩下那個時候栽種的柳樹在風裏飄搖，讓我們回憶起先祖所生所處的時代。柳樹便是唐人精神家園中的社樹。清明插柳的習俗在唐宋時才見於文獻，似乎可看作是對這一文化現象的反饋。而“楊柳”一詞反覆出現在人們的口頭與文本中，須知那不是聯合詞組，而是偏正詞組的典型結構。

　　時代的車輪不停歇地滾動，讓我們於昨日匆匆作別，柳枝成爲喚起離別記憶的契機。看到柳枝隨風飄舞，便會想起離開家的那一刻，父母的眷戀不捨，戀人的欲說還休，朋友的後會有期……種種思念涌上心頭。此時，柳枝便成爲文化符號，所指便是故園，便是桑梓，便是朝思暮想的家……折柳相贈便是這一情感的呈現與傳遞。於是，我們在唐人的書卷中讀到了前面引述關於柳樹的種種。

　　折柳贈別，見柳思歸。民間傳說對精英文化也產生了影響。柳樹的文化內涵得到了全社會階層的廣泛認可，柳樹帶來的是一種歸屬感。詩詞中反覆吟誦，散文中不斷意象疊加……於是，我們知道了，在文化認同方面，柳樹在中國文化中已具有了“社樹”的意蘊，並且代代相傳。在上墳掃墓緬懷先人的節日裏，將“社樹”的枝條佩戴在身上，即是對死別之人的追憶，也是對部落羣體的迴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