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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昇在國家建設的道路上,歷來存在兩條根本不同的道路,一條是富民強國之路,一條是犧牲百姓利益的富國強兵之路。自從東漢王朝崩潰以來,富國強兵的主張壓倒一切,到隋朝達到登峯造極,其結果如何呢?對這個問題的深入討論,是唐朝確立經濟發展基本原則的出發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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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土地制度下的重稅政策最早登場的強力治國人物是曹操,面對地方割據的動亂局面,號稱亂世之梟雄,治世之能臣的曹操,拿出的辦法是實行軍事化管理,這是實用主義政治人物最喜歡採用的手段,也確實能夠收到立竿見影的效果。
在經濟方面,曹操大力推行屯田制度。屯田就是軍隊大規模墾田,耕種糧食,解決部隊的給養問題。曹操將它推廣到民間,在全國各地設立屯田,收成按照五五分成,國家和墾田主各拿一半。如果向官府借耕牛,租稅還要提高到六成。也就是說,在曹魏政權下,屯田的租稅爲50%,甚至達到60%。這是很重的稅率。劉邦建立漢朝,規定租稅爲十五稅一,具體執行時再折半徵收,也就是三十稅一,算下來稅率只有3%多一點。當然,還有其他稅收,但是,全部加起來,也比曹魏低得多。
曹操重稅政策的指導思想和社會現實是什麼呢?
第一,這種政策表明富國強兵的思想佔了上風,認爲應該優先發展國家,個人利益必須服從於國家利益。第二,“富國強兵”思想的背後是政治動亂和羣雄割據的嚴酷現實,爲了國家統一,必須最大限度地集中資源,用軍國體制去奪取勝利。
屯田政策在短時期內將因戰亂和官僚兼併土地而背井離鄉的農民同土地強制性結合在一起,迅速恢復社會經濟。然而,其代價是讓人難以承擔的重稅和絕對化管理下的官吏腐敗。這種體制明顯是不能長期維持的,尤其在和平時期,更凸顯弊端百出,民不堪命。西晉王朝的實際締造者司馬懿看清了這一點,致力於迴歸正常體制。他果斷廢除了屯田制,減輕租稅。
不幸的是,西晉通過政變奪取政權,根基很淺,官僚腐敗,奢靡成風,很快就滅亡了。此後中國陷入長期的戰亂和分裂,重稅體制就維持下來,造成百姓貧弱不堪,社會一片凋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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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朝“國富”之極
隋朝統一中國,大家都盼望有個清平世界,隋朝統治者也做足了表面文章,在法定的稅負上有了很多的減輕。然而,隋朝最大的問題不是沒有法,也不是沒有制度,而是說一套做一套。隋煬帝的文集讓唐太宗讀了都深受感動,彷彿聖賢再生,可是做的正好相反。
貞觀二年,唐太宗讓有關部門去清點隋朝國庫留下來的物資,報上來的數字讓人咂舌。王珪報告:“隋文不憐百姓而惜倉庫,比至末年,計天下儲積,得供五六十年”。隋朝國庫的積蓄是十分驚人的。隋朝總共統治了38年,國家日常花銷也用了38年,再加上開運河、修長城等等,興建了多項巨大的國家工程,這些開支都十分龐大。就這樣還能夠積蓄五六十年的資財,夠讓人吃驚的吧。算一算這筆賬,就知道隋朝一年收上來的稅足夠三年的開支,這麼重的稅,老百姓還不都掙扎在生死線上嗎?
唐朝的統計數據可以獲得證明。1970年洛陽博物館對隋朝含嘉倉遺址進行鑽探和重點發掘,確認含嘉倉可以儲存幾百萬石糧食,還出土了數十萬斤碳化穀物。像這樣的大型倉庫,在洛陽附近就有七八座,可見當年倉儲何等巨大。
然而,這還只是實物賦稅那一部分,隋朝更重的是勞役,國家工程都由人力物力去完成,我曾經粗粗算了一下,有記錄的勞役,達到三千多萬人次,還不算沒有記錄的部分,以及地方官府的工程。
隋朝的人口,剛建立的時候大約2000多萬人,20多年後達到峯值,大約5000多萬人。人口構成中男女各佔一半,再去掉未成年和老人、殘疾人,隋朝的勞動力在最高峯的時候,滿打滿算也就是2000萬人以下,國家勞役竟然高達3000多萬人次,幾乎勞動力都被徵調去興建國家工程和當兵打仗。剩下的人要承擔上面說到的沉重賦稅,什麼叫做水深火熱,民不堪命,這回懂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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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頭稅”與“女人國”這麼沉重的勞役的租稅負擔,隋朝是怎樣取得的呢?有這樣幾件法寶:大索貌閱、析戶、稅外收費直至強徵暴斂。
第一件法寶是“大索貌閱”,什麼意思呢。原來,中國古代的稅收都是人頭稅,也就是說是根據人頭來徵收的。因爲是人頭稅,所以古代的統治者都把編制戶籍作爲管理社會的重中之重,建立起世界上最嚴格的戶籍制度。那時的戶籍,登記每個家庭成員的性別、年齡、身份、地位、健康情況和財產。一旦被登記在官府的戶籍上,稅收就像繩索一樣套了上去。反過來,老百姓想逃稅,最徹底的辦法就是從官府的戶籍上逃脫,這叫作“脫籍”、“隱漏”等等。脫籍的辦法五花八門,什麼離譜的事情都做得出來。比如說,有一個縣,全縣戶籍上竟然沒有一個男丁,是中國歷史記載中“真實”的女人國。更多的地方,戶籍裏淨是老弱病殘的困難戶。鄉村的大家族,一戶人家成百上千,戶籍本上卻只記載了幾個鰥夫寡婦,無奇不有。這些都是在逃稅。
隋朝建立以後遇到同樣的問題。隋文帝和隋煬帝都是鐵腕治國的皇帝,動真格查實戶口。特別是隋文帝,把大批官員派到鄉下,挨家挨戶查驗,還發明瞭“貌閱”的辦法,“貌”是相貌,“閱”是當面看清,“貌閱”是用文字描述相貌特徵,“大索貌閱”就是把山野鄉村翻個遍,把人都找出來,逐個清查,將他們的相貌特徵記錄在戶籍上,以後難以逃匿。當時沒有照相技術,“貌閱”的發明相當於文字的照相。
隋朝雷厲風行“大索貌閱”,編制戶籍,成效非常顯著。隋朝剛建立的時候,全國人口大約有400萬戶,2000多萬人。開皇三年(583年),也就是建國第三年清查戶口,立刻上升至將近700萬戶,4000多萬人。20年後,進一步增長到900萬戶,5000多萬人。總的來看,隋朝在大約30年的時間內,使得人口增加一倍以上。如此快速的人口增長不是通過人口繁衍實現的,而是在全國徹查戶口的成果。人口快速增加,支持了朝廷稅收的爆發性增長,纔有了我們在前面介紹的官倉糧食堆積如山的光景。
第二件法寶是析戶。要知道人頭稅分成兩塊,一塊按照每個人頭,另一塊則按戶來計算。要增加稅收,除了人口數要增長,戶數也要增長。隋朝規定,不許大家族聚居,必須分房,各自立戶,這項措施使得戶數快速增加,官府的賦稅也跟着水漲船高。
通過這些措施多管齊下,官府的稅收取得了飛速的增長,遠遠超過經濟的發展,富庶的唐朝都自嘆望塵莫及。魏徵在給唐太宗的上表中說:“以隋氏之府藏譬今日之資儲,以隋氏之甲兵況當今之士馬,以隋氏之戶口校今時之百姓,度長比大,曾何等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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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慘狀同朝廷無比富強成爲鮮明對照的是老百姓生活的艱難,即使在隋朝最繁榮的年代,也是弱不堪擊。唐太宗在和大臣們總結隋朝教訓的時候曾經講了這樣一段自己親眼目睹的事情,讓人聽了鼻子發酸。
那是開皇十四(594)年,發生嚴重的自然旱災,千里赤地,家無炊煙。這時的隋朝國力正強,官府倉庫,裝都裝不下。但是,隋文帝捨不得糧食,竟然不許開倉賑災,而是命令百姓外出逃荒。財物是越積越多,可饑民沒少餓死,從這裏可以看出隋朝統治者有國無民、重物輕人的主導思想,纔會在反人民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眼裏沒有百姓,官員只要政績,各項大型工程紛紛上馬,需要大量的財力、物力和人力,於是各級官員想盡一切辦法增加官府的收入,正常的稅收已經遠遠不能滿足需要,這就有了各種巧立名目的收費,《隋書·食貨志》說:“租賦之外,一切征斂,趣以周備,不顧元元,吏因割剝,盜其太半。”也就是說,能夠想到的收費辦法都出籠了,全然不顧百姓的死活。國家賦稅有明確的規定,難以作弊,而稅外的收費就完全沒有章法,官吏可以上下其手。在收費辦法出臺之前,官吏因爲有內部消息,可以先用很低的價格購買,等收費辦法出臺,物價漲上去了,再出手。這下子底層的百姓要遭受的苦難又加了一重,不僅有亂收費,還要對付官吏的盤剝,實際上落入官吏私囊的比朝廷獲得的還要多。
隋朝的亂收費都打着爲老百姓着想的旗號。比如說義倉,原本是朝廷倡導農民每年拿出一定量的糧食,儲存在村裏的倉庫,用來防備自然災害。這聽起來是個不錯的辦法。等到民間義倉普遍建立起來之後,就被納入官府的管理之下,支出要由朝廷來審批。地方官都知道朝廷看重經濟增長、物資豐饒的報告,所以遇到災荒,往往不肯上報,製造歌舞昇平的景象冒充政績,結果農民得不到應有的賑恤,前面說到開皇十四年旱災,農民流離失所的事例,就是在義倉儲存豐富的情況下發生的。農民得不到幫助,但是,每年的義倉繳糧卻不能減少,硬性規定爲富人家每年一石,貧民也得交四鬥。光是這一項就和正式的農業賦稅差不多了,也就是說農民的賦稅憑空增加了一倍。
稅外加出來的費,不像稅那樣有嚴格的管理,官吏趁機貪污在所難免。開皇十六(596)年,查出主管倉庫的官吏貪污7000石粟的案子,朝廷就此下令,說義倉設在民間,管理不善,造成損失,今後收歸州縣管理。你說這奇不奇怪?官吏貪污,卻拿百姓糧儲充公,豈不是開錯了藥?千萬不要以爲我們看錯記載了,這不是誤會,把民間儲備變爲正式稅收,正是朝廷的真實意圖。變成國稅之後,以前還說豐年多交,凶年少交,現在變成不管收成如何,一律按照戶等徵收。歉收之年,農民不但得不到救助,反而多了一條絞索。你說隋朝的老百姓怎敢再希望朝廷爲他們辦事呢?
像這樣的事例很多,從隋文帝晚年到隋煬帝,勞役不斷加重,官吏一心就想着怎麼加稅增收,刻薄百姓。唐太宗時代的歷史學家回顧這段歷史,寫道:每逢朝廷興建工程,徵調兵役,全家男子都開赴邊疆,到處是生離死別的哭泣之聲,留在鄉村的老弱,種田不足以充飢,婦女紡織,不夠繳納資裝。到了災荒之年,鄉村是人吃人的慘狀,屍陳遍野。
隋朝的財富積累到無與倫比的豐富,民生必定是慘不忍睹。讓統治者看得滿心歡喜的府庫,其實是冤魂堆砌而成,這種繁榮完全是鏡中水月。這就是無比強大的隋朝爲什麼瞬間垮掉的經濟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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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祚短促”
朝廷稅收無限制地增加是中國古代王朝的通病,如果換個角度,看看朝廷的支出,會是什麼樣的情況呢?是百姓的收入增加了,還是民生改善了嗎?都不是。古代王朝的財政支出,最大宗的有兩項,第一是官員俸祿,第二是軍費,這兩項在快速地增加。爲什麼呢?
先說第一項,朝廷爲了稅收,就要嚴格管理社會,編制精密的戶籍,這就需要增設官吏。增加官吏,就需要給待遇和特權,而他們也要出政績,於是錢不夠,就要再加稅,產生一個惡性循環。稅多增官,官多加稅,官員和機構不斷膨脹,享受特權官僚親屬增長的更快,到王朝末日的時候,都出現了因爲特權而免交租稅的人口多於繳納稅收的人口,官員和百姓的比例嚴重扭曲,十羊九牧,到了社會不能承受的地步,暴動就發生了,改朝換代,遊戲又重新開始。社會上流傳的所謂“黃宗羲定律”,根本原因就在這裏。
第二,朝廷有了大量的錢財,並不是一件好事。不用說大家都聽過“錢多招賊”這句話。國家也一樣,如果一方面是饑民遍地,貧富懸殊;另一方面是官府倉儲裝都裝不下,你說能不出事嗎?唐朝最高監察部門的負責人名叫馬周,是唐太宗手下非常有名的開明政治家,他曾經以隋朝的國庫爲例,向唐太宗說道:“自古以來,國之興亡不由蓄積多少,唯在百姓苦樂。”隋朝搜刮了那麼多的財富,肥的流油,花都花不完,結果怎麼樣呢?因爲長安和洛陽是天下財富集中之地,便成爲攻擊的目標。唐高祖從太原起兵,長途奔襲,直取長安,因爲奪取了西京府庫,頓時鳥槍換大炮,招兵買馬成爲一支勁旅;瓦崗軍的李密也深明此理,所以他一當上統帥,馬上集全軍之力,圍攻洛陽,奪取洛陽周圍的倉庫,開倉放糧,百姓雲集而來,瓦崗軍迅速成爲百萬雄師,睥睨天下。如果沒有洛陽附近的巨型官倉,瓦崗軍能夠如此輕易成事嗎?答案顯然是否定的。隋朝拼死力聚斂財物,結果不但沒能讓國家穩固,反而招來造反的豪傑,幫助敵人,埋葬自己。
其實,錢多招賊,首先引來的還不是外賊,而是自己身體裏潛藏的心賊,什麼是心賊呢?那就是恃強而驕,目空一切。唐太宗分析隋煬帝,指出因爲國庫太飽滿了,會刺激當政者產生傲慢的心理,以爲資源都掌握在自己手中,不懂得敬畏了,“煬帝恃此富饒,所以奢華無道,遂致滅亡”。
隋煬帝的“奢華無道”,最突出地表現在朝廷的巨大開支上。我們就說兩個例子,一個是開運河,從錢塘江開河聯通長江,再北上連接淮河,向西一路開鑿到洛陽,再從洛陽向東北開到今天的北京,呈現“之”字形,聯通錢塘江、長江、淮河、海河和黃河五大水系,把中原同江南和華北緊密聯繫起來。後代的人不用出錢出力,免費享受大運河的好處,儘可以歌頌隋煬帝,可是,說這話的人可曾知道這條長達2700多公里的大運河,僅僅用了六年的時間就修成了。如此巨大的工程,用今日現代化機械來開鑿,也需要好幾年的時間。可是,隋朝是在完全依靠人力肩挑手挖的條件下快速完成的,其代價就是不惜一切人力,光是這項工程就動用了五百多萬人,佔全國總人口的將近十分之一,男丁不夠,連婦女也被徵調去充當繁重的勞役。如此濫用人力,驅民於水火,不管運河有多重要的意義,都不足以抵償其罪惡。當時百姓當然對此不滿,隋煬帝便用高壓手段鎮壓,規定凡是反抗者,不管罪行輕重,一律處斬,而且無需上報。這就是赤裸裸的暴政了。一項巨型工程導致朝廷和老百姓尖銳對立。第二件事,運河修建完畢,老百姓像大旱盼雨一般祈禱朝廷能讓他們歇口氣,而就在這時候,隋煬帝下令大舉征伐高句麗。不管征伐高句麗有多少理由,問題是這場戰爭,隋煬帝一開始就調集113萬軍隊,遠遠超出國家常備軍的總數,再加上兩百多萬民夫運送軍用物資,已經活不下去的百姓再次被驅趕到生死線上。這一次隋煬帝再沒有那麼幸運了,民怨沸騰,衆叛親離,全國到處都是揭竿而起的饑民,無比強大的隋朝很快被推翻了,隋煬帝本人也被想念家鄉的衛隊殺死。
顯而易見,是隋煬帝無視民衆,纔有了全國的造反。如果說錢多招賊的話,那麼是先有心賊,纔有外敵。結果是內外夾攻,財盡國亡。隋朝真是個有命斂財卻沒命花錢的笑柄。
總結隋朝的教訓,是爲了唐朝不要重蹈覆轍。唐太宗深刻地指出,善於治理國家的人,一定要懂得藏富於民,而不要把財富都積累在國庫裏面。他引用古人的話說:百姓不足,國君怎會富足呢?國庫的積蓄,只要能夠防備凶年即可,不要超過這個限度。爲什麼呢?因爲假如後面的繼承人好,自然能夠保有天下,不需要爲他多留財富。如果繼承人不肖,爲他積蓄越多,越刺激他奢侈傲慢,反而成爲國家敗亡的禍根。
通過對歷史教訓的反思,唐太宗君臣有了共識,那就是曹操以來國富民窮的經濟政策必將導致國家破產,必須改弦更張。那麼應該怎麼做呢?那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以民爲本,以德治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