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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黨的十八大報告提出“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道路”。在進入發展關鍵時期和改革攻堅階段的今天,提出“新四化”的意義何在?
劉世錦:提出“新四化”,反映了對把我國建設成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不懈追求。同步推進“新四化”建設,是當前我們在經濟社會發展上的戰略部署與核心要求。改革開放前,我們曾提出工業、農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的四個現代化目標。由於歷史的侷限,當時沒有提到城鎮化;雖然提出科學技術現代化,但沒有“信息化”的概念。“新四化”是我們這些年走的一條新路,最重要的時代背景是搞了改革開放,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開放型經濟,極大地調動了全國人民推進現代化建設的積極性和創造性,同時廣泛吸收了國際上現代化建設的經驗教訓。“新四化”的要義是:在工業化中,注重在資源優化配置的基礎上形成競爭優勢,注重質量效益,注重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在信息化中,注重與工業化相互推動,爲結構調整和產業升級提供動力;在城鎮化中,注重以人爲本,增加發展機會,提高生活質量;在農業現代化中,注重農業生產經營方式和農民生活方式的現代化。所以,提出“新四化”,不變的是追求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與時俱進的是體制機制、發展理念和實施方略,所要解決的是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層次矛盾和問題。“新四化”是我國實現現代化的基本途徑,是對現代化進程中出現的一系列挑戰和問題的集中求解。
記者:黨的十八大報告強調“促進工業化、信息化、城鎮化、農業現代化同步發展。”請問爲什麼突出強調“新四化”同步發展?
劉世錦:這與我國目前經濟增長階段的轉換密切相關。改革開放以來,伴隨工業化發展,大批農村富餘勞動力離開土地,進入城鎮和非農產業,帶來了勞動生產率的成倍提高,成爲過去30多年我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最重要支撐。目前,我國正逐步轉入中速增長階段,一個重要原因是可以轉移到非農產業的農村富餘勞動力不多了,另一個重要原因是基礎設施、住宅、鋼鐵等重要工業產品的需求峯值已經或接近達到。如果說過去30多年的高增長階段主要是“鋪攤子”,通過在傳統農村經濟以外大規模發展現代產業部門而推動經濟發展;那麼,新的增長階段則主要是“上臺階”,將着力通過各產業的升級換代及互促共進來推動經濟增長。
增長階段從高速增長到中速增長的轉換,爲“新四化”同步提供了重要時間點。在這個時間點上,爲了實現有質量、有效益、可持續的增長,要求用信息化提升工業化質量,推進城鎮化以擴大內需,通過農業現代化解決大量農民進城後的農產品安全保障問題。同時,“新四化”同步發展蘊含着一系列新增長點。發掘好這些新增長點,我們完全有可能迎來一個增速雖有所降低、但經濟增長質量和效益明顯提高的新的發展機遇期。
記者:“新四化”同步發展的標誌是什麼?
劉世錦:強調“新四化”同步發展,着眼的是“新四化”之間的相互支撐、相互促進,從而形成新的發展合力。
一是信息化與工業化深度融合,推動工業轉型升級。由於互聯網發展而激增的數據信息,也就是所謂“大數據”,正在成爲與勞動力、土地、資金並列的一種基本生產要素。而信息技術與實體經濟的深度融合,正在給傳統的生產、流通、消費流程帶來革命性變化。我們在工業化上是後來者,但在信息化上與發達國家距離不大,完全可以在工業化和信息化的融合上大有作爲。
二是城鎮化與工業化相互協調,進城務工的農民能夠在城裏安居樂業。現代工業和現代城鎮發展的一個共同特點就是具有集聚效應,有利於專業化分工協作、形成規模經濟和提高生產率。我國城鎮化率雖然已經超過50%,但與工業化相比仍然滯後,而且質量不高。目前城市常住人口中,將近20%的人還沒有城市戶口,不能享受與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務。城鎮化滯後於工業化,上面提到的集聚效應和生產率提高潛力就會大打折扣,同時城市也會出現新的“二元結構”,導致社會不穩定。加快城鎮化進程,不能理解爲僅僅是圈地蓋樓的造城運動,更爲重要、難度更大的是人的城鎮化、現代化,其實質正如十八大報告所提出的,是實現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
三是農業現代化與工業化平衡發展,農業生產部門的生產率趨近於非農產業。農業的產業化、現代化,就是用現代產業的生產、流通方式組織農業生產,包括使用機器設備、發展專業化分工等。隨着農業生產率和農民收入的提高,農民的生活方式也會逐步城鎮化、現代化。未來留在農業的農民與城鎮居民的區別主要是職業不同。
記者:推動“新四化”同步發展應從哪裏突破?
劉世錦:“新四化”同步發展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背後則是諸多體制和政策上的問題。必須以更大的勇氣和智慧深化改革,而深化改革就要選準突破口。土地制度改革很可能是一個重要突破口。這項改革搞好了,有利於維護農民權益、優化城鄉資源配置、降低城鎮化成本,從長期看也有利於穩定政府收入,從而爲“新四化”同步發展創造多方面的有利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