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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怡安翰威特機構近日一項對4000人的微博調查顯示,44.2%的受訪者認爲,人生要有一次奮不顧身的旅行,“裸辭”也是,一定要體驗一次;而17.3%的人認爲,“裸辭”即沒有下一步的人生規劃,顯得不負責任,是不成熟的表現;而38.5%的人表示,現實不允許,沒收入有包袱,沒勇氣“裸辭”。
所謂“裸辭”,即在未找到下家時即辭去工作,或長時間旅行,或慢慢尋找工作,或學習充電。“裸辭”在年輕職場人士中漸成風潮,有人評價太沖動,不負責任,也有的認爲放鬆身心,體現社會多元,其利弊未有定論。
沒工資後更尊重別人勞動
“那段時間,每天早晨去上班時都在想,今天要不要辭職?”回憶起“裸辭”前的日子,王建英有些不堪回首。他1979年出生,滬上名校畢業後,進入資產管理行業,“裸辭”前換過4份工作,每次都是找到下家才跳。3年前,他找到了那份幾乎把自己逼“瘋”的工作,幹了一年半後,狀態越來越差。
“領導給的壓力太大,很多工作根本不可能完成,每天回家一直到睡覺前都在想工作,總是壓了很多事沒做完。”王建英頓了一下,強調:“心累,特別累!”
儘管如此,他還是熬了一年半。去年8月的一天,他忍無可忍,一到公司便開電腦,打了一封辭職信。作決定前,他先給妻子打了一個電話。由於在妻子耳邊“吹風”已久,妻子沒感到特別意外,只安慰說:“好,好好休息一下吧。”
“寫辭職信的時候就覺得解脫了,終於可以回家睡個好覺。”王建英說。辭職後的日子,他過得自由而輕鬆。早起先買菜,再去打一個半小時籃球,回家洗個澡,做頓簡單的午餐。每週抽兩三天,騎車去區圖書館,帶上專業書籍,泡上一整天。晚上回家再給辛苦了一天的妻子做晚飯。
王建英坦言,辭職在家的日子,沒有太多焦慮感,但也沒有很強的自由享受生活的感覺,只是調整一段時間。知道有很多責任要承擔,還必須工作。事實上,他沒有停止找工作,只是起初是被動的,有獵頭找到他時,就去談一談。“當時的計劃,是春節前找到一份工作,那段時間人員流動比較大,工作好找。”他說。
就這樣,一根弦若有若無地繃着。妻子偶爾會說起,他過日子省起來比她還省,但家裏每個月就存不下多少錢了。
去年國慶節後,弦繃得緊了些。王建英覺得應該多努力,一邊充實自己,一邊找工作。今年1月,經過幾次求職失敗後,他終於找到一份還不錯的工作,心裏着實鬆了一口氣。
“休息一段時間挺好,最深的體會是健康最重要,適時休息很有必要。再就是有工資時覺得別人的付出都不是勞動,自己的付出纔是,沒有工資以後,才懂得尊重別人的勞動。”王建英說,負面感受則是“惰性會越來越強,越來越不想上班,變得沒有責任感” 。
一次長途旅行讓內心平靜
“在變老之前遠去,因爲害怕一眼就看穿人生。”這是左羅很喜歡的一句話。左羅是個1981年出生的水瓶座男生,從事互聯網行業,2006年參加工作以來,已“裸辭”6次,平均一年換一份工作。原因各不相同,有些是出於未來發展考慮,想找到更大平臺;有些是公司不景氣,隨着項目一起失業;最近一次,是由於單位人事關係複雜,鬥爭激烈,讓他受不了。
“辭職前我就和每個路人甲一樣,一板一眼地過日子。沒啃過老,也沒給國家添過亂,一直自力更生,愛崗敬業。雖然薪酬不算低,但幾年下來,存款也就剛夠在北京上海買一個衛生間,或者買車交個首付,或者結婚擺個酒。”同事們總是拉幫結派、勾心鬥角的氛圍讓他覺得壓抑,難捱。去年3月,他又一次選擇辭職。
此後,他面試了兩家單位,都不滿意。在朋友建議下,左羅決定開始一次長途旅行。他花了一週時間整理攻略,置辦裝備,3月25日,他拉下了屋裏的電閘,把儲蓄卡交託給朋友,揹包上路。“伴我上路的有馬驊的詩,還有汪峯的歌。再見,青春。我在31歲抓住年輕的尾巴,走向遠方。就像電影《轉山》男主角說的那樣:‘我熱愛生命,所以我必須走’。”
左羅從上海出發,走了50天,差不多繞行半個中國。“回來之後,內心平靜了許多,不那麼焦慮了,也很快找到了新工作。”左羅說,旅行雖然解決不了現實的問題,但是能讓人換一個視角審視現實生活。“旅行是爲了讓你發現自己的命運,遇見未知的自己。人生真的有很多選擇,一時衝動也不會錯過什麼,沒什麼了不起的。”
春節回家,看着自己在滇藏線拍的照片,左羅覺得就像做夢一樣。“我人生的規劃是35歲之後要穩定下來,接下來3年還可能‘裸辭’去旅行。”左羅計劃着下次旅行去北疆、漠河,“爭取繞着中國走一圈”。
“裸辭”機會成本其實很高
胡曉是復旦大學2012年應屆畢業生,1989年出生,雲南人。去年畢業前,他收穫頗豐,拿到了5個世界500強企業的錄用通知,考慮良久,最終選擇了一家快銷行業外企的管理培訓生。公司發展規範,員工培訓制度完善,工資也比較理想,但是僅僅工作了3個月,胡曉就遞交了辭職申請。
“因爲剛從學校走上社會,以前也沒在外企實習過,轉變太快,沒法適應。在和同事、老闆的合作、溝通上有些不習慣。周圍的一些人並不是那麼優秀,也讓我感覺有落差。”胡曉說,自己也知道任何工作都離不開事務性的瑣碎小事,但是發現每天要花80%的工作時間來處理日常細節,他還是有些苦悶。家在外地,他也時常爲鄉愁所困。去年10月,胡曉得知媽媽患上了過敏性休克,終於按捺不住,提出了辭職。“媽媽退休比較早,在家裏陪了我十多年,我倆感情很深。親人有困難的時候,我必須陪在她身邊。”他想回家鄉找份工作,好好照顧父母。
辭職前,胡曉並沒有多想,還開心地和上海的朋友道了別。但是回到家鄉之後,卻漸漸有些慌了。“回家後才發現,我已經不適應這裏的生活,安逸卻單調。我和家鄉同齡人的關注點完全不同。他們現實而簡單,只聊房子、車子、票子、娘子,但我卻喜歡和朋友談一些形而上的東西,比如哲學、電影、未來和夢想。”看到朋友們都在工作,每月入賬數千元,胡曉還是墜入了在老家不斷投簡歷、參加面試的怪圈,但最終放棄了留在家鄉發展的念頭。回鄉兩個多月後,媽媽的身體基本康復,胡曉又收拾行囊回到上海,重新開始找工作。
“辭職之後,我也想了很多,‘裸辭’的機會成本其實很高,是一樁不划算的買賣。一些企業只要應屆生,辭職後,忠誠度也會受到懷疑。找一份收入持平甚至更高的工作,並不是那麼容易。”如今,胡曉想要自己創業,做教育諮詢,已經找到了合夥人,計劃在6個月內把公司建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