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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了,紀彥峯一直在遷徙。他一直希望找到的安穩,總是會棄他而去,如同他“拋棄”家鄉。
2005年冬天,爺爺去世了,家裏的東西包括牛羊一類的大牲口全都變賣了,只給唯一還生活在村裏的奶奶留下了一個小菜園、20多隻雞和一頭豬。這一年,家裏的耕地早就荒了。
沒過幾年,家裏人再次變賣了家產——80多歲的奶奶一個人住在村裏,這讓家裏所有人都不放心,奶奶被接到了延安市,住在二爸(二叔)家裏。奶奶離開家的那天,雞被端上了飯桌,破傢俱劈成了柴。
最開始,紀彥峯對家的概念沒那麼強烈。他從小就不斷地挪窩,由於父親是小學老師,頻繁的工作調動使得紀彥峯上了四所小學,村裏、鎮上、鄉里,每一次,都是住在學校給父親安排的臨時住所裏。初中住了兩年校後,父母終於在鎮上安了家。一年後,紀彥峯去了子長縣城讀高中,從這時起,家就變成了一個回去探望的地方。
再後來,愛好文學的紀彥峯考上了西安外國語大學讀中文系。家裏並不富裕,雖然他很想成爲大學老師,但身爲長子,他不可能繼續讀研讀博。畢業後去找一份賺錢的工作,是他唯一可以選擇的道路。
於是他抓住了一個校園招聘的機會,來到山東一家房地產公司做銷售,幾年下來,有了一定積蓄,在淄博市貸款買了一套房子。2007年年底,他搬進了這套房子,結了婚。
2010年,公司在北京找了個項目,紀彥峯被調到了北京,他想在北京紮下根來。他已經過了30歲,也到了要孩子的時候了。
去年,他買下了自己所在房產公司在郊區開發的樓盤,付了首付。春節之後,紀彥峯迴了一趟山東,出租了那套已經沒人居住的公寓,變賣房子裏幾乎所有東西,只有幾百冊書,封存在地下室裏。
這是他經歷的第三次變賣家當了,只是這一次,不是在陝北農村老家,而是在城市裏,同樣的場景讓紀彥峯感覺空落落的。
“我爲什麼對家這麼在意……我真的沒有家”,紀彥峯唸叨着。“大城市基本咱也都去過,但現在做夢還是小時候爬過的那個山啊,小時候放牛放驢去過的地方,山山水水,全是老家。山東待了六七年,從來沒夢到。”
從小,父親就告訴他一定要走出大山。陝北自然環境惡劣,村裏人只能靠天吃飯,作爲小學老師的父親,知道窩在村裏不可能有任何出路。
從有意識起,紀彥峯就想去看看外邊的世界,想走出去。他從小就愛看一切有字的東西,那時候,看書是唯一“走出去”的方式。《西遊記》是他看的第一本字書,9歲時,奶奶納鞋底的鞋樣就是用《西遊記》的書頁做成的,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的。
父親有兩個弟弟,他們是紀彥峯看到外邊世界的另一個窗口。紀彥峯小時候,在城裏打工的二爸(二叔)和三爸(三叔)會給他帶回來外邊世界的隻言片語。“他(三爸)講在晚上看守工地,喝一瓶‘小二’,哎喲太好了。那時就覺得,原來還有這樣一種生活。”
6歲時,紀彥峯第一次去延安市裏,“雖然沒什麼意識,但對城裏也留下一些光怪陸離的印象:汽車,火車,第一次喝汽水,像吃辣椒一樣,第一次暈車,都是很獨特的體驗。”
在兩億流動人口的大軍裏,陝西人絕對不是一支主力軍,即便是比較靠近遊牧地區的陝北。農村裏的人走出去,一般就是指到縣城,或者延安、西安,很少出省。
紀彥峯覺得,到西安並不算是走出去。所以當那家山東地產公司來校園招聘時,他選擇了比陝西發展程度更好的山東。
可是淄博依然沒有讓他感覺到自己走出去了,總覺得淄博平臺還是太小,加上互聯網的蔓延,這個地方讓紀彥峯覺得和自己的夢想仍有差距。
一個大學時的同班同學給了他走去更大城市發展的刺激。2004年他們一同來到淄博,兩年後,同學去了上海發展。又過了兩年,紀彥峯去上海出差時見到了這個同學,短短的兩年時光,已經讓他明顯感覺到了兩人之間的差距,不管是生活上、工作上或者收入上。
當公司準備派人去北京時,紀彥峯毫不猶豫地抓住了這個機會。
10年前,高考結束後,他燒了所有的課本和作業本,“想徹底離開這個環境,想和高中的壓抑生活做決絕的告別”。當今年把山東房子的家當都變賣後,紀彥峯也算告別了山東。
這些年,親戚們都成功地“拋棄”了村子。1962年出生的二爸是家裏最早出去的人。
在上世紀80年代,作爲全家公認“有想法”“愛折騰”的二爸,就在農村待不住了。二爸高中成績很好,如果當年沒退學,紀彥峯可能不會成爲村裏第一個大學生。一直想幹點兒什麼的二爸,忍耐不了學校單調的生活,便回家務了農。可種地的枯燥他更加受不了,幾年之後,20歲出頭的二爸去了延安市。
在延安市,二爸在建築工地幹過,開過拖拉機,倒騰過服裝,販過煤。這些都沒幹長。幾年後,帶着二媽和兩個孩子回家了。家裏人評價二爸沒耐性,不好好幹活。這一回家,就是10年。他承包過幾百畝土地,以機械化耕作的方式,種植藥材、向日葵等經濟類作物;找過大型貨運卡車販賣當地特產土豆。而這些致富方法都以失敗告終。
一次,二爸得知一個遠房本家親戚在延安市裏做起了賣麪皮的生意。憑着多年“折騰”的經驗,他再次離開村莊,跑去延安市給這個親戚打工。這回二爸終成正果,在打了一兩年工後,自己開起了麪皮作坊。而後,又把家裏的很多親戚帶到延安市。
三爸在寶雞做值夜保安,白天打另一份工,經過多年,也在寶雞紮根扎得很穩了。作爲最小的兒子,他本想在家侍奉父母,但是由於生在陝北大山裏,是不會有姑娘嫁過來的,二十七八歲才結婚的三爸深知,不出去,就意味着找不到媳婦。
父親說,等你妹妹嫁出去了,一定回老家去。“我覺得這不可能,連奶奶都沒做到。”
只有父親總唸叨着要回老家。爲了給二爸幫忙,父親在學校辦了內退。父母幾年前搬到延安市,在農貿市場開了個賣以麪皮爲主的主食攤子,但這幾年做得並沒有什麼熱情。父親在城市裏沒有朋友,父親的青春、工作都是在村裏度過的,在延安,他過得不舒服。
父親留在城市裏的最大原因,就是女兒。高考前夕,由於學業壓力過大,紀彥峯的妹妹患上抑鬱症。之後這幾年,父親帶着妹妹去了延安、西安、北京治病。父親希望,等妹妹病好以後嫁人了,他就回老家。可說到回農村,紀彥峯認爲這不現實,家裏什麼人都沒有了。
紀彥峯的老家,陝西子長縣南溝岔鎮南家焉村,如今只剩10來戶人家,不到30人。20多年前,村裏有40多戶,200多人。
春節回老家時,又走了一兩戶人家,“沒有新的人回來,人往外走,老人死掉了,小孩長大出去掙錢。”紀彥峯的朋友,陝北榆林詩人李巖寫道:每個村子只剩下四個人:老婆兒、老漢兒、隊幹、憨憨(形容笨人)。
在陝北農村,很多人回老家,只是意味着上墳。
紀彥峯一直堅持寫詩,在詩的世界裏,村莊緩慢的變遷變得更加透徹。他的另一個詩人朋友譚克修在題爲《潛伏者》的詩中,將蕭條的村莊比作一個巨大的充電器。可是,越來越多的人,不再需要回鄉充電了。看起來,他們拋棄了鄉村,可李巖在詩裏說,他們是被趕出了鄉村。
紀彥峯特別羨慕生在城鄉接合部的人,“不用背井離鄉,同時享受到城市的便利”。他更希望能夠均質發展,不要把資源都集中在大城市。可城鄉二元化給這個國家帶來的巨大裂縫,只能更多靠那些走出農村的人,用自己的肉身去填補。
城裏的壓力從不分辨任何人的出身,在偌大的北京城,紀彥峯和所有人一樣,要考慮房子、車子、工作,以後也要面臨上有老下有小。他計劃將來把父母接到北京。父親有退休工資、母親沒有,母親在老家上有新農村合作醫療保險,可如果在北京生了病,還需要自己掏錢。跨地域的醫療保險,還在政府手裏攻堅。不太遙遠的將來,是一個巨大而叵測的黑洞。
據《中國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