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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啓功曾這樣總結自己:回想他這一生,解放前有人不屑他這個資歷不夠的中學生,眼裏根本不夾他地把他刷來刷去;解放後又有人鄙視他這個出身不好的封建餘孽,舍你其誰地把他批來批去。各路英雄都可以在他面前耀武揚威一番,以示他們強者的偉大與“左派”的先進。
陸昕在《啓功:詩書繼世》一書中,平實地敘述了作爲“鄰家”晚輩眼裏的啓功的晚年生活,尤其是啓功在日常生活中的行爲和思想。啓功在晚輩面前的這種自述,在平淡中有着深深的悲哀,也就理解了啓功何以對當年幫助和提攜他的老校長陳垣先生的感激:正是在這樣的氛圍裏,老校長保護了啓功,所以啓功說,他對老校長陳垣的這種恩情是無法回報的。
有一次啓功還對陸昕說,他算過命:“說我前世是和尚,我是和尚託生的。”陸昕之所以有機會接觸啓功,是因爲他是語言學家陸宗達的嫡孫,因隨祖父住進北師大校園,而與啓功成了“鄰居”。
1956年啓功在北師大剛被評爲教授,還沒來得及正式批准,1957年他就被打成了“右派”。本來要晉升的正教授也沒有了下文,副教授還被下調了一級。成了“右派”的啓功,又回到北師大,更退守到自己的書齋生活中。“文革”的急風暴雨過後,形勢稍微平靜,師生們一起學習和搞運動,主要活動之一就是抄寫大字報,這發揮了啓功的優勢,他只管抄寫,不管起草。啓功說,他覺得這段時期是他書法水平長得最快的時期。抄大字報不用刻意地挑好紙、好筆,也不用講排場,一支禿筆,幾張彩紙,甚至報紙,邊抄邊聊。越是這樣,越沒有負擔,越可以揮灑自如,相反,後來出名之後,有人給他準備了最好的湖筆,最上等的灑金烏絲格,甚至名貴的蜀絹,一大堆人簇擁着……他反而心裏彆扭,總怕浪費了這麼好的材料,對不住大家的熱情。後來有人喜歡問他的書法是什麼體?他總是毫不猶豫地回答:“大字報體”。
在《啓功與筆工》一書中,有一件啓功發怒的軼事:文史界某老先生帶一位四十多歲的某報記者來啓功家,啓功和老先生是好友,兩位老人互相調侃,相談甚歡。稍後,某老起身到洗手間,記者馬上從包裏拿出一張報紙,站起來鋪在啓功的書案上,在這張報紙上有一張啓功的彩照,記者指着啓功的照片說:“您的像,我安排在這版的中央。”啓功隨便看了一眼,應答了一聲。記者又重複了一遍:“您的像,我安排在這版的中央。”啓功沒有再瞅報紙,也沒有再應聲。記者擡起頭,再次擡高聲音說:“您的像,我安排在這版的中央。”啓功猛地轉過臉來,用手戳着報紙大聲說:“我的像安排在中央!我的像安排在中央!”手指敲得桌子砰砰響。啓功說完,又過了大約兩分鐘,某老走進來,啓功又用手敲着報紙,大聲對某老說:“您的像,我安排在中央!”屋子裏靜下來,誰也不說話。稍後,啓功又恢復了原來的笑容,和某老又開起玩笑。後來有人說,這是啓功先生二十多年間,唯一的一次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