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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勇
今年依然決定回老家過年。
本來也是可以不回去的,因爲元旦前岳父病故,我與妻子已回老家跑過一趟。參加完喪事後,我又在父母家待了兩天,“回家看看”的目的似已達到。
不過,常識告訴我,親人故去,就更應該把年過到老家了。於是回家過年似乎成了一件沒商量的事情。
但兒子卻猶豫着。他不大情願回去。他想一個人留守京城。
這種想法似乎也在我的意料之中,但我還是有些意外。去年過年回家,兒子就對老屋的冷有了刻骨銘心的感受。父母的家裏自然是沒有城裏的暖氣的,雖然爐火燒得很旺,電暖氣也開着,晚上睡覺時還要插上電熱毯,但那個三間堂屋依然冷得拿不出手來。老實說,這種居家環境連我也得適應兩天,何況沒受過苦的兒子?
但是我想,這種困難是可以克服的。或者說,這簡直不是什麼困難,當然不能成爲不回去的理由。
於是,我與妻子開始輪番說服。
我說,你爺爺奶奶和姥姥可是想見到你啊,你也應該回去看看他們。我還說,他們年事已高,現在是看一次少一次了。你去年還見到了姥爺,今年卻再也無法見到。我甚至說,如果在老家待不住,我們只住五六天,快去快回。
兒子不置可否,他只是答應再考慮考慮。
回家的日期一天天臨近,兒子終於給我答覆了。他說他還是不想回去,理由是他想在寒假裏多讀幾本書。眼下中文書正讀着羅素的《西方哲學史》,法文書讀着加繆的《局外人》,英文書讀着奧威爾的《1984》。他覺得他漸漸調理出了讀書的心境,回家一折騰,書就讀不成了。
這確實是一個冠冕堂皇的理由。兒子在北大念法語,升至大二後開始輔修中文,一學期的課就選得很滿,真正讀書的時間自然是少得可憐的。學期末時,他給我提供書單,讓我爲他買法文書《惡之花》與《追憶逝水年華》,購中文書《巴黎高師史》、《劍橋藝術史》、《西方美術史十五講》、《紅與黑》、《包法利夫人》、《苦煉》、《法國概況》等等,他似乎制定了一個龐大的讀書計劃。
兒子終於知道正正經經讀書了,這讓我欣喜,但讀書又豈是一朝一夕之事?於是我說:“可以帶着書回家讀嘛,我們過我們的年,你讀你的書。”
妻子也在敲邊鼓:“就是,讀書讀得連親情都不要了,讀書還有什麼用?”
在我們的攻勢下,兒子沉默了。但他看來並不想屈服。
又僵持了兩天,我發話了。我說,過年本來是件高興的事情,你要是回去不高興,這年也過不好。若是實在不想回,就算了。
妻子開始給他置辦年貨,但也只是買了幾包速凍餃子。樓下有食堂,那裏應該不休息。餓是餓不着的,但吃得怎樣就很難說了。我甚至還給他想好了退路,若是嫌小區的食堂不好吃,可以回學校吃住。
但妻子還是暗暗期待着,期待臨到最後兒子能給我們一個驚喜。但我們並沒有等來這個驚喜,便只好把他撂下,驅車七百多公里,回了老家。
兩個弟弟兩家人,再加上我們半家,全都匯聚到父母那裏,年還算過得熱鬧。但少了兒子,總覺得哪裏出了點問題。而我們臨回北京時,母親還在念叨:“唉,豆豆今年沒回來。”看得出來,父母心裏還是有些失落和遺憾的。
而這個年,我也過得有些傷感。當然不全是因爲兒子,但也不能說與他完全沒有關係。
其實,回家不久,我就意識到了自己的失誤或失策。在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上,顯然是沒有什麼商量餘地的。兒子年少時,我實行的是極權制,這種事情不可能與他商量。當我覺得有必要實行民主制時,卻沒想到遇上了麻煩。或許這就是民主的代價?
關於家庭民主,我想我與兒子很可能都需要一個學習的過程。按照我的理解,民主中不光有自由選擇,而且還應該有責任倫理。爭自由當然是重要的,但只想爭自由,沒想擔責任,可能就會變成錢理羣所謂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
於是我想告訴兒子,他這次不回家,結果可能是他一個人高興了,好多人不高興。
我還想提醒他,在薩特的存在主義哲學中,“自由選擇”與“承擔責任”始終親如手足。
趙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