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學期一開學，北京市就公佈了八條減負禁令，該禁令明確提出了“小學一、二年級不佈置家庭作業；三至四年級每天作業總量不得超過30分鐘”；“小學語、數、外每學期只能有一次全校或全年級考試”等，因爲其規定具體且具有可操作性，被稱爲史上“最嚴”“減負令”。但是，當大把的時間擺在孩子和家長面前時，很多家長迅速從最初的興奮期進入了恐慌期。

　　減負早已不是什麼新鮮話題，多年來，各地教育管理部門不斷出臺各式減負政策，但是，孩子們的負擔卻是越減越重，甚至有專家指出，學校負擔多減一分，校外的壓力就會馬上增上兩分。

　　從眼下的情況看，即使是史上最嚴的減負令也沒能走出這個怪圈。

　　趙先生的孩子在北京市東城區一所著名小學上學，減負開始後，大人和孩子都很輕鬆。但是，不久前，學校召開了一次家長會，在簡要介紹了減負的意義後，老師話鋒一轉，說了下面一番話：將來跟咱們競爭的不僅僅是學校這幾個班的孩子，還有全北京市、全國乃至全世界的孩子。在這種情況下，孩子不多學點兒怎麼能行呢？

　　“我聽明白了，老師這是一種暗示：學校雖然不留作業了，但是家長不能放鬆，要在課外給孩子補課。”趙先生說。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曾經說：“每當教育部門要求學校減負，最高興的就是社會培訓機構了，前去報名的家長更加踊躍。”

　　自去年以來，北京市出臺了史上最嚴的“禁奧令”，不少培訓班倒閉關張，2012年的夏天，成了培訓市場有史以來最冷的“冬天”。不過，這次“減負令”卻似乎又把這個市場“喚醒”了。

　　除了火爆的培訓班，教輔材料也在大賣。

　　在首都師範大學門外的一個小書店，雖然店員表示教輔一直都賣得挺好，沒有因爲減負出現特別的變化，但是諸多小學都曾經使用過的“黃岡小狀元”練習冊卻已經脫銷了。

　　面對這種情況，越來越多的家長開始懷疑減負政策是否能夠真正實施。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分析：過去10多年來，教育部門一直試圖通過高考科目的調整、課程難度及考試難度的調整來減輕學生負擔，但事與願違，學生的負擔反而越來越重。問題的根源是，我國高考的錄取制度仍舊實行按照學生的高考分數結合志願進行錄取，在這種制度下，“哪怕高考科目只考一門，學生的負擔也會十分沉重，”而且考試焦慮會加劇，擔心一有閃失就可能影響終身。

　　熊丙奇說，不顧高考制度對學生成才觀念、家長教育觀念的影響，卻以爲只要課程難度降低、社會機構和家長配合，就能營造出素質教育的環境，顯然只是幻想。

　　“有媒體稱這將是史上最嚴的一次減負令，在我看來，這也是最無奈的一次。”熊丙奇說，如果不打破當前應試教育下的題海戰術模式，十年之後學生負擔重的問題還會存在。

　　一位專家指出，學校教育僅僅是整個教育中的一個環節，當我們僅僅給學校教育減了負，而同爲教育環節上的家庭教育、社會教育沒有相應的措施跟上，其結果只能是把其他環節的功能也異化爲學校教育。

　　(摘自《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