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廣州市未成年人保護規定(草案)》首次接受人大審議，意味着對未成年人的保護，廣州將變“被動”保護爲“主動”保護。條例提出，要成立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同時規定，父母和監護人不得讓10歲以下的未成年人獨處，也不得託付給未滿16週歲的未成年人代管，“哥哥帶弟弟”將是違法行爲。

　　去年廣州3歲女童琪琪懸掛4樓陽臺，涌現了一位“託舉哥”：徒手爬上3樓防盜窗，將其託舉了10餘分鐘直至女童獲救。隨後，各地又有好幾起類似的事件出現，也幸而獲得了好心人的託舉。但是，並不是每次孩子獨處都能如此幸運。每年，高處墜落傷、溺水、開水燙傷、交通意外傷等，佔據了幼兒傷害案件的絕大比例，其中最主要的原因便是父母因爲繁忙或大意將孩子單獨置於家中，或置於沒能合理照顧場合，或交由稍微年長的孩子照看。孩子沒有完整的行爲能力與認知能力，無法像成年人一樣憑藉經驗與認知預料到事情的後果，因此，需要強調監護人的看護責任。但或許出於國情，或許出於執法難度，我國《未成年人保護法》並沒有“臨時監護缺失”的相關條文。僅在《預防未成年人犯罪法》有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監護人，不得讓不滿16週歲的未成年人脫離監護單獨居住。”但這與監護人的看護責任並不完全一樣。孩子不幸發生意外，最揪心與痛苦的自然是父母，因此全國性的法律沒有額外附加對父母的責任追究。然而，愈來愈多的事例證明，即便父母是孩子生命中最堅實的靠山，也仍然需要把未成年人這個相對脆弱的羣體，納入國家整體保障之中。

　　相對而言，外來務工羣體中的部分家庭，由於出現夫妻離異、超生，或迫於生計分身乏術等原因，確實導致不少未成年人不得不自己獨處。廣州此次爲未成年人立法，要求監護人不能讓孩子獨處，顯然是極具現實意義與針對性的。但同時，草案起草專家組亦承認，如此立法的倡導意義大於實際意義。立法中擬設立的未成年人保護委員會只是一個協調機構，沒有執法權或處罰權。只能整合資源，將此類投訴集中處理，再轉給各下屬職能機構進行具體追責。此外，由於上位法的規定空白，導致了地方立法無權將具體的追責認定細化，否則便構成了越位立法。即便如此，地方立法對於未成年人保護的倡導與警示作用是明顯的，地方立法先行，進而推廣全國的立法先例並不少見。從這個意義上說，填補立法空白需要地方立法試水。

　　立法可以引起社會對於未成年人權益的關注，但是現實來看，未成年權益保護僅僅依靠立法是遠遠不夠的。許多家長並非有意置孩子於危險之中，生活所迫、事發突然、家庭原因等都客觀導致了孩子脫離監護人監管。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我們又是否提供了足夠的保護措施？不要說主動承擔責任，一些單位甚至對應有的保護責任避之則吉。因此，廣州未成年人保護立法草案，首次明確7點到18點內學校不得驅趕學生。社會機構、行政部門與慈善團體在提供未成年人暫時託管方面本應大有所爲，卻常因責任困惑而退避三舍。而對盈利性託管服務機構的監管，又幾乎陷於形式化。

　　孩子是國家的未來，對於他們的珍愛便是對國家未來的保護。我們應該從“管教孩子是自個兒的事”的傳統思維中走出來，把未成年人真正作爲一個羣體來對待，唯如此，他們權益纔會日漸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