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麗瓊撰寫《清史·通紀》第六卷，讓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員夏春濤的右後腦勺一度變成了“不毛之地”。記者追蹤國家清史工程的纂修進程，在主持人自評報告中看到夏春濤寫下的一段文字：“數年來，爲如期交稿及書稿質量，內心一直有一種焦灼感，精神壓力很大。熬夜寫作已成常態……身體大受影響，有一年多時間患精神性脫髮，頭髮脫落三分之一，形象不堪。”寥寥數語，道出了撰修者對《清史》的精益求精、嘔心瀝血。

　　《清史》編纂是我國百年一遇的學術盛舉，參與其中的都是一流學者，夏春濤也不例外。爲什麼他會寫得如此艱辛？記者日前訪問了夏春濤，請他回顧撰寫經過，以期通過他已完成二審的37萬字《清史·通紀》第六卷的“一斑”，和讀者一起窺見整個《清史》纂修的“全貌”。

　　1 《通紀》被視爲新修清史的總綱和主線

　　夏春濤和《通紀》“結緣”，始於2004年9月27日。他說：“那天，戴逸老師約我到他家，跟我交待第六卷由我來主持。”此時，清史工程啓動已近兩年，國家清史編纂委員會已完成了清史編纂的大量前期工作，確定了體例體裁，完成了框架設計，還建立了一個錄入上千名學者的全國清史研究人才庫。

　　在全新的歷史時代修史，《清史》應該有着怎樣的整體面貌，怎樣才能反映出21世紀我國曆史學研究的最高水平？圍繞這樣一些問題，兩年間，編委會在京、滬召開共280多位學者參加的3次學術研討會，在全國範圍發放調查問卷，請專家提供諮詢報告。經過一系列的調研、諮詢和反覆論證，決定新修的《清史》設置通紀、典志、傳記、史表、圖錄五大部分，共94卷。

　　《清史·通紀》被視爲新修清史的“總綱、主線”，要用九卷本、300萬字勾畫清朝的歷史全貌。夏春濤主持其中第六卷“危局”。當時他才41歲，卻早已是名家輩出的太平天國研究領域的知名專家。他28歲出版《太平天國宗教》一書，此後十多年間又出版、發表了多部頗受業內矚目的相關專著和四五十篇論文。紮實豐碩的學術成果，使夏春濤36歲即晉升爲中國社科院研究員。

　　夏春濤說，編委會主任戴逸先生在全面指導《清史》工程編纂的同時，對《通紀》的撰修尤其投入心血。“他多次親自召集9個主持人開會，強調‘《通紀》在某種意義上決定整個《清史》的面貌和質量，必須不遺餘力地保證質量’；對史實要辯證思考；人物不能臉譜化、絕對化，不用爲尊者諱，對反面人物也要實事求是；可以發一些議論，但不要有長篇大論；要把清史放到世界史的開闊視野當中研究考察；史實敘述要準確，一分材料說一分話；文字要豐滿，簡明流暢生動平實。”“他還詳細提出《通紀》各卷的要點和寫作要求。”夏春濤說，“戴先生對《通紀》的悉心指導和要求，貫穿着一位有着極高學術威望和個人魅力的史學大家對歷史與現實的深入思考，成爲撰寫《通紀》的指導原則。”

　　清史工程沒有沿襲我國自唐代以來官方設史館集中史家一起撰修的傳統。除了已退休的一位主持人，夏春濤和《通紀》的其他主持人都是兼職修史。他們分別與編委會簽訂合同，規定五年完成初稿，編委會設聯絡員定期檢查進度，根據完成情況分批撥付經費。

　　2討論修改《提綱》用了三年

　　回顧《通紀》的撰寫，夏春濤首先想到的是“提綱”：“我這一卷提綱的起草、醞釀和修改，前後用了將近3年的時間。《提綱》的討論、修改與主持人撰寫正文同步進行。”

　　用3年時間“打磨”提綱，目的是要最大限度集中全國清史專家的智慧，爲《通紀》設計一個最佳框架。編委會組織專家分卷研討提綱，並在完成分卷提綱的討論修改基礎上，於2007年10月在承德召開整個《通紀》提綱的研討會，“把國內研究清史、近代史的比較權威的學者全都請來了，有一百位左右。”夏春濤詼諧地說：“會上，我們主持人是靶子，人家是萬箭齊發射你的，對我們的提綱評頭論足，什麼樣的觀點都有。”

　　《通紀》的提綱經過了多少次修改？夏春濤說，按照編委會的說法，是三年改了五稿，“但就我這一卷而言，提綱至少改了二十稿。

　　編委會同時組織全國專家深入研討的，還有“康乾盛世”、“太平天國”、“洋務運動”等清史中所有的重要學術問題，以求在有着學術爭議的問題上，取得儘可能多的共識。

　　3平均每天寫400來字

　　撰寫《通紀》第六卷，夏春濤用了整整8年。2012年夏天，當他得知書稿通過了二審時，曾對身旁的朋友感慨：“耗盡心血，終於把它寫出來了！自己身體沒垮掉，還能活蹦亂跳的坐在這裏，真讓我感到萬幸。”

　　當初接受《清史·通紀》項目時，夏春濤已調離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從事當代理論與現實問題研究。他慨嘆，同時從事兩個領域研究，寫清史又不能耽誤本職工作，只能見縫插針擠時間。即便集中時間寫，一天工作十四五個小時，平均每天也就寫400來字。問及箇中原因，夏春濤頗有些噓唏：這段歷史怎麼寫，怎樣做到詳略得當，處理好並不容易。

　　第一個難點是太平天國的“主體性”處理問題。“考慮到作爲一個與清政府對峙這麼長時間的政權，修史應該給予應有的尊重；但如果太突出太平天國，又會沖淡清史的主題。因此，怎樣處理太平天國的主體性，很費斟酌。最後，還是以清王朝的興衰史爲敘述主線，把太平天國等大的政治事件放在清史的框架內來寫。”

　　其次是需要研讀的資料多。夏春濤說，“太平天國最主要的一千多萬字史料，我早已讀過不止一遍，清史的其他檔案資料我也看過不少。但撰寫《通紀》，我又重新研讀資料，包括《清政府鎮壓太平天國檔案資料》26冊，1400萬字；《清文宗實錄》即咸豐皇帝的實錄，356卷，還有前面的道光實錄、後面的同治實錄，都得看；《曾國藩全集》30多冊1500萬字，也是必看的。”

　　第三個難點不僅在於相關領域的專家學者多，難免見仁見智，還在於“一方面太平天國的研究成果很多，但同時重複性研究多，仍有不少薄弱環節，包括一些史實至今還未搞明白。”比如，清王朝和太平天國交戰那麼多年，各場重要戰事的雙方兵力多寡和部署、傷亡情況、進軍路線等，以往衆說不一，夏春濤只好去查檔案資料，“而且不能是清方怎麼說我就怎麼說，還得參閱各種檔案和官私史書加以考訂。”

　　“頭緒多而篇幅有限”，是又一個難點。擺在夏春濤面前的是當時給清政府帶來危機的太平天國、捻軍、天地會武裝、英法入侵等發生在同一個大的時間段、互有關聯又獨立成事的一個個“頭緒”，以及與之相關的衆多人物，還有清政府是如何對待、處理危機的。所有這些內容，他只能寫35萬字左右。他說，“羅爾綱先生寫的《太平天國史綱》，近150萬字；茅家琦先生編的《太平天國通史》，100多萬字。”“光一個太平軍北伐，張守常老師就寫了30多萬字，但在我這一卷裏，只能寫1萬字。1萬字要把太平軍北伐的脈絡線索過程講清楚，還得寫出歷史的深度和厚度，還要有可讀性。這對全卷重點的把握、內容的取捨，都帶來很大困難。”

　　4爭議問題用腳註的方法交待

　　2012年9月，《清史·通紀》第六卷的“二審清稿”終於裝訂成了一本大16開、508頁、每頁上仍留着1/3空白的厚書。與以往史書不同的是，《通紀》的體裁採用了章節體，不再是紀傳體。而且幾乎每一頁都有腳註，不僅標明引文、史實的出處，還將不同學術觀點及史料記載上的歧異，一一作了介紹。

　　有清一代長達300年，清史研究不僅存在着不少衆說紛紜的“疑案”，對其中許多史事、人物的評價，學術上的爭議也一直存在。夏春濤說，編委會規定，對於“到目前爲止學術界仍然難以取得共識”的問題，在沒有新材料的情況下，統一採取一種傾向性的說法，但需說明採擇一說的依據和理由，同時將其他不同觀點以腳註的方式簡要介紹。對於一件事情有多種記載，或者學術界存有爭議而尚無定論的，新發現的資料或研究成果足以推翻“舊說”的，都需要用精練、準確的腳註標清楚。包括未能考訂清楚仍存疑的，也應在註釋中交待。

　　但也不是大小事都去考異。編委會明確，有的疑案已被史家多方考證，迄今無果，就不要再去考證。如孝莊文皇后是否下嫁多爾袞，說法甚多，迄今尚無史料加以證明，可作存疑。順治帝遺詔、雍正奪嫡，說法很多，沒有史料可以證明，就都採用《清實錄》的記載。

　　夏春濤在第六卷中腳註了許多“今之學者見解不一”的問題。如太平天國金田起義的日期，夏春濤認爲起義不是在某一天發生的事，但不妨礙採用某一天(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作爲紀念日，他同時註明了羅爾綱等學者研究得出的不同時間。又如太平天國時期人口的損失數，他寫道：“由於……現已無法精確統計”，“只能根據方誌等零星片段記載推算出一個相對接近的數據。”但在腳註中，他列舉了研究者“得出的多個數據及各自的依據，以及當今一些學者對推算當時人口的見解”。國內學者對李秀成被俘後的《自述》及是否“乞降”、捻軍“分軍”地點的不同看法，1949年後史學界高度讚頌太平天國的緣由等，腳註中都有簡要全面的介紹。

　　夏春濤坦言，自己用心盡力寫了，但錯訛不當之處仍在所難免，書稿雖通過了二審，自己並沒有如釋重負之感。

　　5後期整合任務還很艱鉅

　　記者獲悉，目前，《通紀》的書稿已有四卷完成二審，五卷處於一審和二審之中。儘管《通紀》的撰寫一直是在編委會的主持尤其是戴逸先生的具體指導下進行，但整部書稿畢竟成於多位主持人之手，雖經多次打磨，仍有部分內容尚須加工。

　　最後的整合工作也很艱鉅。不僅各卷的文字風格差異要儘可能統一，其內容與《典志》、《傳記》、《史表》、《圖錄》也必須協調。

　　如閉關政策，《通紀》裏要講，《典志》的對外貿易志、商業志裏也得講；對外關係、民族關係、發展經濟等諸多問題，《典志》裏都有對應的“邦交志”、“民族誌”，以及“農業”“手工業”、“商業”、“近代實業交通”乃至“漕運、鹽政、錢法”志等等。又如人物，《傳記》中每位皇帝朝收入100餘人，另外還收入入關前及學術、藝術、工商、宗教、農民領袖、革命黨人、遺民、外籍人士等共1680人，總計超過3000人。其中凡《通紀》提到的，其歷史定位、事蹟、評介，乃至字、號、籍貫、生卒年、家世等，都不能出現二者不一致的情況。

　　今年已87歲高齡的戴逸先生多次表示“希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能看到《通紀》的正式出版”。但對於這位德高望重的學術大家及所有參與清史工程的學者來說，《清史》的質量高於一切，編委會不會因爲着急完工而放棄精心打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