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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發表於1984年的《哈扎爾辭典》,似乎將小說家擁有的自由之定義,自行其是地拆分爲寫作自由和閱讀自由。
現象學美學家英伽登的審美理論認爲:文學作品通過字音語音、意義單位、圖式化、再現客觀這四個層次,上升到形而上質的層次。這個層次即形成了或崇高、或悲劇、或恐懼、或動人、或醜惡、或神聖、或悲憫之氛圍,瀰漫於作品的整體情境之中,需要接受者在近於迷狂或直覺的狀態中,領悟、體會。其中,意義單位層次,即指某個字、詞,在不同場合的變化,例如基本義、引申義、比喻義。或許正是在那意義單位層次上,《哈扎爾辭典》自由——自說自話地做了一番手腳。可這一番手腳,卻使小說創作傳統基因產生了變異。
於是,寫小說的方式與編辭典結緣;於是,關於哈扎爾民族歷史的考證、追述,搖身一變,變身爲一場獨特的想象力搖滾。況且,它戴着的是用史料鑲嵌的古典面具。
欣賞這麼個戴着古典面具的想象力搖滾,可謂對傳統閱讀方式的一次挑戰。《哈扎爾辭典》似乎以對辭典編纂方式的着意輕薄,嘲弄着人們慣常的線性思維和聯想方式。例如辭典編纂時,“詞條”身份的確立、“釋義”的精準和“同義、近義”之區分、“釋義”用語與被釋“詞條”在語義和形式之匹配等等,諸如此類的嚴謹規範,都被這位塞爾維亞作家置換、移植,擴展成想象力信馬由繮的廣闊疆域。當然,如此的置換和移植,是近親的嫁接而並非異族的入侵。它縱然天馬行空,也必須擁有敘事小說的故事屬性。
論及故事屬性,《哈扎爾辭典》毫不遜色:吸血女鬼、念聖詩後即可有生命的泥塑人像、忍受千年飢渴煎熬的亡靈、有一手出神入化刀法的刀客、容貌傾國傾城卻雙手都長有兩根大拇指的美女、鼻孔裏沒有鼻中隔的魔鬼、熟練掌握捕夢術的捕夢者、記載在人體文身上的民族年表,以及那個砍下多個與可汗身子某一部位一模一樣的人的軀幹拼合成的可汗化身,一夜間竟然變成巨人的故事。如此等等具有強烈傳奇色彩、神話夢幻的場景和人物,在《哈扎爾辭典》的“詞條”、“釋義”中頻繁出沒。在米洛拉德·帕維奇的筆下,這些場景和人物的行走軌跡,被“十字”、“新月”、“大衛星”等符號貼身緊逼,又烙上了鮮明的基督教、伊斯蘭教、古猶太教之宗教印記。宗教、神話、民族等多元視角的掃描,使閱讀《哈扎爾辭典》的讀者產生猶如孤身走進歷史的感覺,而他的視野所及,又如同觀看萬花筒一般絢麗。
“寫作一篇好散文要經過三個臺階:宛如作曲時的音樂階段;宛如建瓦造屋的構建階段以及宛如織布時的編織階段。”哲學家本雅明在他的頗具意象之哲理文集《單行道》中的這番話,形象地說明了一個優秀文本的誕生過程。借用它來聚焦《哈扎爾辭典》,至少可以明白在其構思的“作曲時的音樂階段”別具匠心。《哈扎爾辭典》顯示了寫作者的智慧。他之所以選擇書寫哈扎爾民族的歷史,用文學的方式對古代歷史作重新點評,或許是他由此可以獲得一份獨特的寫作自由——能從容動用了塞爾維亞置身於巴爾幹半島地域的多種不同民族文化、宗教傳統,得心應手地驅使它們進入自己的筆端,共同創造一個多元化文學世界。同時也賦予讀者靈活進入、任意退出這個小說世界一份獨特的閱讀自由。
小說結構獨特的開創性,語言的個性化,情節展開有悖於形式邏輯,故事呈多中心、多邊緣的分散狀態……這些後現代派文學的特徵,《哈扎爾辭典》樣樣具備。它把複雜的哈扎爾民族歷史世界,變成一部或虛幻或真實、虛幻神話與真實歷史相間的小說。倘若說它具有亢奮、喧鬧、具有節奏感的搖滾感覺,那麼這節奏感又置身於辭典編纂方式的嚴謹規範中。
解謎,是吸引敘事小說讀者的最初趣味。小說的作者可以暫時迷惑讀者,但必須在他們不耐煩要掉頭走開之前,開始釋謎。對於這點讀者心理,米洛拉德·帕維奇想必不會忽略。《哈扎爾辭典》的補編二,用一份發生在現代社會的兇殺案件記錄,稀釋小說文本濃重的古典傳奇色彩和虛幻感覺,有助讀者回歸當下的真實生活。如此結尾,似乎也不可能是率性而爲吧。
卡夫卡談到畢加索時說:“他只是記下了尚未進入我們意識的各種畸形而已。藝術是一面鏡子,它和鐘錶一樣,有時也會‘走快’。”上海譯文出版社引進的這部《哈扎爾辭典》,對中國文學的啓示意義,是否就是一種藝術的“走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