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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黃濟人的名字因上世紀80年代初的《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而受到關注。作爲國內唯一一部描述杜聿明、宋希濂、黃維、王耀武、沈醉、文強等一大批原國民黨高級將領被俘及至獲赦後複雜跌宕的思想嬗變和人生況味的紀實文學作品,堪稱一部完整的“改造”史,也是一部真實的“人性”史。近日,《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完全本)由中國青年出版社和重慶出版集團聯合隆重推出。
《將軍決戰豈止在戰場》上部曾於上世紀80年代初出版,生動描述了原國民黨軍事將領、特務頭子、黨政要員等在功德林戰犯管理處的“改造”經過。因突破了題材的禁區,寫出了國民黨人對民族的貢獻,轟動海內外,並於1991年改編拍成了電影《決戰之後》,在“將軍文學”領域具有里程碑的意義。
新增的下部,就從他們獲赦後寫起。身體上的自由並沒有同時帶來精神上的解脫,“新生”後的他們面臨迴歸社會、重建生活、實現價值等多個“戰場”無法迴避的“決戰”。況且他們還遭遇了“文革”的衝擊,經受了改革開放的洗禮,命運沉浮令人唏噓。
誰是杜聿明?
哪裏都不能去的時候,躲在家裏也許是唯一的辦法。宋希濂這樣做了。可是,自從居民委員會也成立了“造反派”組織,這個辦法就失效了。那天,宋希濂與杜聿明合住的四合院裏突然闖進來幾個“造反派”,其中一人張口就問:“誰是杜聿明?”杜聿明正在院裏幹木匠活,替宋希濂做一個牀頭櫃。牀頭櫃的式樣是宋希濂設計的,他手拿圖紙,告訴着杜聿明下料的尺寸。杜聿明聽見有人問話,立即放下鋸子,摘掉眼鏡:“你們找杜聿明嗎?我就是!”“造反派”們打量着對方的汗衫、圍腰以及捲起來的褲腿,異口同聲道:“你不是,你哪像國民黨頭等戰犯,你是給杜聿明打傢俱的。”“造反派”們轉向身旁白襯衣、藍褲子、黑皮鞋的宋希濂,其中一人說:“看來你就是杜聿明瞭。”宋希濂來不及答話,就被人左右開弓狠狠抽了兩耳光。杜聿明箭步上前:“我是杜聿明,你們憑什麼打他?”“你這個臭木匠,膽敢包庇大戰犯!”“造反派”邊罵邊踢了杜聿明一腳。宋希濂見狀不妙,立馬又站到杜聿明前頭:“你們要打就打我吧,我是杜聿明。”“造反派”們圍住宋希濂,個個摩拳擦掌,正欲大打出手之時,院外進來幾位民警,好說歹說總算把“造反派”們請出去了。
先掃廁所,再領工資
那天鄭庭笈在全國政協會計室領工資,出乎他意料的是,會計說接到上級通知,文史專員的薪水恢復爲每月一百元,至於前幾月扣去的錢是否補發,還要等待上級進一步的通知。鄭庭笈說,即使上級通知補發,我們也不會要的。鄭庭笈之所以自稱“我們”,那是因爲政協大院裏出現了貼在牆頭的大字報,有一張把文史專員稱作“只拿錢不幹活的牛鬼蛇神”,因而,他們把領工資當成一個包袱,一塊心病,往往在通向會計室的青石板路上,低頭疾走,可是仍然聽得見一路上的叫罵。於是,他們想到一個辦法,那就是由一人代領。這個人是按姓氏筆畫爲序,輪流坐莊。輪到鄭庭笈的時候,他採用了過去戰場上經常使用的迂迴戰術,即從政協大院的後門進入(那裏人雖少,但也有人怒目而視),這樣就不先走向會計室,而是拐彎朝西走進男廁所,在那裏操起笤帚,把廁所打掃得乾乾淨淨,然後一路掃出來,掃到會計室門口,才放下笤帚去領工資。
女兒被迫離開,沈醉卻要公開檢討
董益三首先說:“你我都是軍統系統的人,我還好,乾的是電臺通訊,不像你過去殺了那麼多人!我說話的意思是什麼呢?第一,要改惡從善;第二,要知恩圖報。看來你兩件事情都沒有做到,所以一遇到孩子的事情你的反動本質就暴露無遺了。”王耀武接着說:“我補充一點,共產黨赦免了我們的罪行,給了我們第二條生命,因此我們都把共產黨比喻成母親。可是沈醉你呢?你把孩子交給了黨,交給了母親,卻表現出很不放心很不情願的樣子,這不是口是心非又是什麼呢?”宋希濂最後發言,如同在功德林時一樣,他的發言通常帶有總結的性質:“我們看待任何事情,都需要透過現象看本質。沈醉今天講的是子女問題,實際上講的是社會制度。大陸的社會主義看來沈醉是不滿意的,他認爲那是座獨木橋。香港的資本主義看來沈醉是很欣賞的,他認爲那是條陽光道。所以呀,階級立場如果不發生改變,世界觀的改造就是竹籃打水,全國政協特意爲我們文史專員安排的學習座談也就是形同虛設……”“我說兩句,我說兩句!”沈醉打斷宋希濂的發言,氣喘吁吁地說:“啥子罪名我都可以承受,唯獨破壞學習座談的後果我擔當不起。這樣好不好,針對我剛纔的發言,我現在作出公開檢討:孩子離開身邊固然是痛苦的,但自己不能把孩子當成私有財產。共產黨待我恩重如山,我怎麼能爲孩子的事這樣反感牴觸呢?特別不應該的是,我想把孩子送到香港那樣的地方,這說明我過去一再表示的要永遠跟黨走的決心是不堅定的。那麼怎麼辦呢?辦法只有一個,那就是加強世界觀的改造,加強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學習。”講到這裏,沈醉用求救的目光,看了一眼杜聿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