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本報北京4月30日電綜合本報記者報道:國際金融危機爆發5年來,對全球經濟金融造成了巨大沖擊。國內外專家學者在接受本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有關國家爲應對危機而出臺的財政、貨幣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危機,但其負面影響逐步顯現。世界經濟金融格局正在進行深刻調整,需要引起高度重視。
沒有國家能置身於危機之外
中國社科院亞太與全球戰略研究院院長李向陽認爲,從影響程度和範圍看,這場危機是近百年來最嚴重的一次,不管是虛擬經濟還是實體經濟都沒能倖免,尤其是作爲發達國家經濟核心的金融業受打擊最大。同時,在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各國經濟相互依賴加強,沒有任何國家能夠置身於危機之外。這就註定經濟復甦將是一個緩慢的過程。
新加坡副總理兼財長、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決策機構國際貨幣與金融委員會主席尚達曼說,金融危機不僅僅是銀行和公共部門的財務危機,也是社會和政治危機。最爲嚴峻的問題是就業,發達國家出現長期無就業羣體,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也面臨爲大量年輕人創造體面就業的挑戰。
美國經濟分析與諮詢機構“環球透視”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拉吉夫·比斯瓦斯表示,爲了挽救受到衝擊的銀行,歐盟國家採取了救助措施,導致國家債務水平高漲。歐盟國家需要好幾年時間來緊縮財政,降低債務水平,然後經濟復甦纔會開始。對於亞洲國家來說,受到發達國家經濟疲軟的影響,外部市場需求疲弱,出口疲軟長期化,導致經濟增長遇到較爲嚴峻的外部挑戰。
柏林德國經濟研究所經濟政策研究部主任費迪南德·菲希特納表示,國際金融危機以來,金融市場比從前更加謹慎和小心,特別是在跨國投資領域。由於金融市場的緊張,外資進入新興市場國家的力度減弱,對於中國等發展迅速的國家來說,這可能是一個問題。
危機後遺症加大各國宏觀管理難度
中國銀行戰略發展部副總經理、國際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宗良認爲,國際金融危機暴露了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缺陷。發達經濟體過度依賴消費和負債,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以投資和出口爲導向的經濟增長模式均不可持續,尤其是發達經濟體脫離實體經濟、過度虛擬化的發展更是偏離了方向。危機後,許多國家採取了多種措施推動全球經濟再平衡,但由於產業結構調整的長期性,短期利益和長期利益之間的衝突,全球經濟再平衡必然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各國需加快培育內生增長動力和機制,實現經濟的可持續發展。
宗良說,面對危機,美歐日等紛紛出臺史無前例的大規模財政刺激計劃和連續多輪的量化寬鬆貨幣政策。這爲減輕危機衝擊發揮了作用,但也帶來嚴重的副作用。財政政策的運用不當使一些國家政府債務高企,違約風險不斷上升。根據IMF統計,2012年發達國家政府債務總額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已上升到110%,爲二戰以來的最高水平。財政政策的捉襟見肘,促使其推出多種形式的量化寬鬆政策,而且規模日益擴大。這雖然改善了金融市場的流動性,但也造成了全球貨幣總量膨脹,催生了通貨膨脹預期和資產價格泡沫隱患,加大了各國宏觀經濟管理的難度,甚至埋下未來金融危機的隱患。
英國城市大學卡斯商學院風險管理教授菲利普·布斯說,歐洲國家需要降低政府開支、降低稅收及大幅放鬆監管,此外還需要徹底改革歐元區,否則,歐元區國家將面臨經濟增長長期過緩的局面。
南非金山大學研究生院經濟學者科菲·庫阿庫認爲,雖然全球經濟顯露恢復跡象,以非洲國家爲代表的一些國家甚至出現增長好兆頭,但國際金融危機深層次影響仍在持續,世界經濟復甦仍充滿不確定性、不穩定性。
國際經濟運行機制仍需調整
“環球透視”首席經濟學家納瑞曼·貝爾拉夫什表示,許多國家都需要進行結構性改革,如果不改革可能遭受長時間的經濟低迷。
李向陽說,從危機的形成機制看,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金融監管體系、金融運行機制等都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迄今爲止,對這些體制、機制的改革已經取得了一定的進展,但遠不足以從根本上解決國際金融危機的後遺症。克服全球經濟增長動力不足的困境既需要各國改革其內部的經濟發展方式,也需要調整國際經濟的運行機制。
宗良認爲,爲應對國際金融危機影響,中國出臺了相應政策,成爲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引擎,對緩解危機發揮了重要作用。但面對全球的調整、變革,中國還需要進行主動調整。危機表明,各種經濟發展模式都有其優勢和不足,照搬某種發展模式是不行的,必須堅持有中國特色的經濟發展模式、制度設計和理論創新。中國應堅持發展實體經濟和穩步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方向,加快國內經濟結構轉型,打造中國經濟升級版,同時密切關注國際經濟金融格局的變化,應對來自全球的風險和挑戰,爭取在國際舞臺發揮更大的作用,爲世界經濟再平衡作出應有的貢獻。
(本報記者吳成良、苑基榮、李文雲、王慧、鄭紅、彭敏、王驍波)
(本系列報道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