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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是怎樣一個人?鮑鵬山在新著《孔子傳》的後記中,提及他寫作的一個出發點,就是感慨近百年來對孔子思想出於無知的誤解乃至出於惡意的曲解。“天下滔滔皆是也”,而“誤解會導致誤導,誤導會導致誤會,對思想的誤會會導致行爲的失誤”。這本《孔子傳》試圖告訴人們的,第一是真相問題——孔子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第二是比揭示真相更重要的價值問題、判斷是非問題——對百年來“被誤解的孔子”予以澄清。唯有如此,才能判斷孔子對當代中國的價值和意義。
直至今天,對孔子的批與評,餘波未平,普遍存在於知識階層與普通民衆中。而思路往往如此:在一個新世界面前,我們文化落後。爲什麼文化落後?因爲西方的文化基因裏比我們多民主、科學、自由。我們爲什麼沒有民主、科學、自由?因爲有孔子。所以需要質疑孔子。
事實上,人們批判的很多東西,如“吃人的禮教”“奴隸道德”“三綱五常”等並非孔子思想,甚至是孔子非常警惕和嚴厲抵制的。
就當下社會十分關注的“道德”問題而論,即存在對孔子這樣的誤解:由於中國人的基本價值觀和道德信念都指向孔子,所以一般人都認爲孔子是一個苛刻的“唯道德主義者”,是一個讓人面對他時不勝道德顫慄的人。
看《論語·泰伯》中孔子的話:“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即,對不仁的人恨得太過分,也是禍亂。
有個故事:孔子的學生公伯寮,在魯國政改“墮三都”的關鍵時刻,在執政貴族季氏那裏說師兄子路的壞話,導致子路丟了季氏家臣的職務。公伯寮對“墮三都”的失敗以及孔子出走魯國都負有相當的責任。魯國大夫子服景伯表示可以殺了他,但孔子拒絕了:“道之將行也與,命也;道之將廢也與,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論語·憲問》)我的道能不能行得通,命啊,他公伯寮能怎麼樣呢?
孔子爲什麼這樣做?因爲他對道德義憤保持有一份警惕。對不道德的人和事,有道德義憤,是一般人容易作出的價值判斷;而對道德義憤保持警惕,則是聖人才有的價值判斷:一旦把道德絕對化,就會用絕對化的手段去懲戒那些不道德的人,而絕對化手段本身即是不道德的。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推行道德,猶如抱薪救火;用不道德的手段去懲罰不道德,又如同以暴易暴。對不仁者的極端仇恨和不擇手段的報復,反而會把道德拖下水,讓人變得更加麻木不仁。
極端的道德有兩種表現形式:一是要好人極端地好;二是對壞人極端地壞。孔子爲什麼不贊成用極端方式履行道德,反對用極端手段來實現正義維護道德?因爲一切極端手段必隱含着對另一種價值的破壞,其破壞性往往指向更原始更基本的價值。人類的恐怖主義,就是極端道德主義的產物。
這就是作者要告訴我們的孔子故事背後的思想價值。
在《孔子傳》中,作者用孔子的生平故事對《論語》等典籍進行闡釋,以建立在嚴謹學術研究基礎之上的、平實通俗的語言,一解人們對孔子的大量誤解、曲解。說孔子是“唯道德主義者”,是因爲他們完全不瞭解孔子。
首先,孔子並不認爲單一的道德可以解決社會問題。其次,孔子更不認爲對人做嚴格的道德要求就能改變人的品行。在孔子看來,道德只是人的一種修養,但是,人並不爲道德而存在。相反,是道德助成人的存在——道德使人的存在有尊嚴、有價值。
孔子一生倡導“克己復禮”,他甚至要求人們:“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但就是這樣一個原則性的問題,到具體的人那裏,孔子卻是通融的,從來不在對人的道德要求上走極端。
還有個故事:子路的姐姐去世了,喪期已過,子路還把喪服穿在身上。孔子告訴子路,應該回歸正常生活了,但子路說實在不忍心。孔子說:“誰會忍心呢?人人都不忍心。但任何事情都要有分寸,感情也要有節制。”接着,子曰:“先王制禮,過之者附而就之,不至者企而及之。”(《孔子家語·曲禮子貢問》)意思是,先王制禮,不是按照最高標準制定的,也不是按照最低標準制定的,而是取中間。境界高的人,俯就一些;境界低的人,努力一些。這就是中庸之道。
具體到對人做道德要求的時候,孔子有兩條原則,或者說是前提:第一,道德要求對己不對人。《論語·衛靈公》:“子曰:‘君子求諸己,小人求諸人。’”這是說,君子總是磨礪自己,小人總是算計別人。《論語·衛靈公》:“子曰:‘躬自厚而薄責於人,則遠怨矣。’”這是說,多責備自己而少責備別人,就可以避開怨恨了。當子貢問孔子:“有沒有一句話可以終身奉行呢?”孔子毫不猶豫地回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論語·衛靈公》)
第二條原則,是對上不對下。《論語·顏淵》:“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曰:‘子爲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孔子認爲,君子的道德就像風一樣,人民的道德就像草一樣,風往哪個方向吹,草就向哪個方向倒,所以草往哪個方向倒,責任不在草,而在風。孔子並不強調弱者的道德,而是強調強者的道德在先。據《中國青年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