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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孫惠芬近日出版了她的新作長篇紀實文學《生死十日談》。孫惠芬根據心理學研究課題小組接觸的中國農村自殺的現象,真實描繪記述了當下農民面臨的精神困惑和生存困境。該書4月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出版後不到一個月即受到許多專家學者的關注。
我無法逃避
孫惠芬在最初加入這個專業的醫學研究小組時有過猶豫,“我很難跨出這一步”,因爲“跨過知天命之年這個門檻之後,我不再喜歡從生活裏挖掘悲劇,我對死亡很恐懼,我不想去”。
說服孫惠芬的,是一長串名單:“從2006年6月到2011年6月,五年時間,翁古城地區自殺死亡名冊上,就有五百多例。這個數字最初撞入眼簾,不由得爲之震驚。”
孫惠芬跟隨她的好友,濱城醫科大學醫學心理學教授賈樹華來到莊河的鄉村裏進行“農村自殺行爲的家庭影響評估與干預研究”。這是一個國家自然基金資助項目,一同去的還有賈樹華的五個研究生。
出於某些考慮,孫惠芬把這篇紀實文學的具體發生地點隱去了,但是讀過整本書就不難發現,她在書中提到過這是生養她的“家鄉”。書中故事的發生地“翁古城”是“濱城”市下屬的一個縣級市,稍微一查作者的家鄉,便推測出這裏的“濱城”就是大連、“翁古城”就是莊河。
大連大學教授李小江認爲,《生死十日談》的寫作對孫惠芬的生活態度有重大影響。孫惠芬在莊河西山湖畔同李小江的“元宵節訪談”中說:“我原來一直很憂鬱,總在無病呻吟。如果早兩年,我寫不了這書。”
在寫作中孫惠芬意識到:自殺就像一個籃子,它裝進的,是鄉村在城鄉一體化進程中對人性的困惑,對中國農民精神狀態的思考,這是現實力量的驅使,“我無法逃避,我能做到的,只有如何進去,然後如何出來。”
不是傳統小說的寫法
《生死十日談》的上架類型中寫着“長篇小說”,但絕大多數書評人都稱之爲“紀實文學”或“報告文學”。孫惠芬有意選取“十日談”這樣一種故事類文學寫法,她承認“這個確實不是傳統小說的寫法”。
孫惠芬在序言中寫道:“這些自殺者的生死日期確鑿,名字醒目。趙鳳、姜立修、曹運寬和三島由紀夫、傑克·倫敦、張國榮沒什麼兩樣,可他們的死、死因,以及他們活着的痛苦,死後親人的痛苦,外邊人很少知道。”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研所研究員陳福民也肯定了這種寫作思路,“對於個人、對於藝術、對於小說創造的這種責任的一種態度,好於很多表面上堅持着虛構的寫作,很文藝的虛假經驗的作品。”
李小江卻堅持故事是虛構的:“故事取材是真實的,開頭和結尾即作者的進入和退出也是真實的,但整個故事確屬虛構。孫惠芬營造訪談現場甚至親臨現場,造成一個非虛構的假象,試圖在‘信以爲真’的基礎上展示藝術通達真理的非凡能力。”
著名作家李敬澤指出了這種虛構背後的真實:“我想我們所有人看了都會爲之震撼,都會無法釋懷,都會覺得這是農民生活中一個很深的、慢性的、長期在潰爛的傷口。它也涉及很多精神問題,值得我們嚴肅對待和深思的。這樣一部書,不僅僅限於文學。”
每個人都在自我救贖
作爲一名長期關注底層、關注故鄉的作家,孫惠芬的《上塘書》關注遼南鄉村在現代化進程中的困惑及價值感的喪失,影響很大的《民工》講述農民工在城市打工的遭遇,以及這個階層在城市文化氛圍中的壓抑和自尊。
孫惠芬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說:“不管是城裏人還是鄉下人,不管是農民還是知識分子,因爲困苦如影隨形,在這個變革發展的時代,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走在這條自我救贖的道路上。”
李小江說:“《秉德女人》之後,孫惠芬的創作又一次陷落低谷。這次不是因爲‘城鄉之間’,而是生死較量。家人家事,紅喜白喪,逼迫她直面現實生活乃至生命本身,讓她重返故鄉。”
作家周立民在書評《艱難的閱讀》中寫道:“《生死十日談》裏講述的那些故事,無不指向自殺者的精神世界,正因爲有着這樣一個細微又豐富的世界存在,他們纔會作出這樣的選擇。在那個卑微的人不足以左右自己命運的時候,他最後一搏就是自己的生命。”
這其中各種故事,以及從這些“自殺訪談”中滲透出的社會問題,包括土地流轉、農民居所進城精神不進城、城鎮化與城市化的區別、依託大城市的衛星園區的發展去向、鄉村大學生進城與回鄉、農村留守老人、鄉村的婚姻與家庭關係、鄉村宗教問題等,“十日何談盡?”“寫完了,我的心很靜。”孫惠芬說:“我看到被訪的人,那些活着的人怎麼繼續往前走,死的人爲什麼而死。我看到他們的尊嚴,他們的高貴。我們常常講現在的中國人沒有尊嚴,沒有高貴的情感,但是我在這些人身上發現了高貴的情感。”本報實習生陳夢溪
孫惠芬,大連莊河人,遼寧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現爲遼寧文學院專業作家。出版小說集《孫惠芬的世界》、《傷痛城市》、《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等;長篇小說《歇馬山莊》、《上塘書》、《吉寬的馬車》、《秉德女人》等。其中,中篇小說《歇馬山莊的兩個女人》獲第三屆魯迅文學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