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是中國對外開放後誕生的一個新羣體，一個體面的特殊階層。

　　他們是精英一代，大多畢業於名牌大學，工作在傳說中的跨國公司，在一定程度上掌管着這些經濟帝國的在華命運。

　　他們的生活是許多人的夢想：衣裝筆挺，說話中英文夾雜，出入於高檔寫字樓，出行坐飛機，住五星級酒店，拿美元補助，度假就是出國遊玩。

　　他們就是中國最早一批的外企白領。

　　然而，人到中年的他們，發現自己正站在一個尷尬的十字路口。

　　再升職的機會微乎其微

　　Stella的前半生經歷，可以說是著名職場小說《杜拉拉昇職記》的現實版。1996年，大學生Stella在北京某部委設計院當實習生，由於學的英語專業，她負責一些文字翻譯，有機會和外企公司的員工接觸。一個暑假下來，外企員工的工作狀態讓Stella歎爲觀止。“我當時都傻了，真羨慕呀！我羨慕他們出差的待遇，羨慕他們流利的外語，羨慕他們開闊的眼界，所以我給自己立下了志向，一定要加入外企！”畢業時，Stella輕而易舉地找到了一份跨國公司辦事處月薪6000元的工作。

　　Stella接下來5年的人生正如杜拉拉的縮影：勤奮、吃苦外加善於溝通，讓她一步步從文員變爲Team leader(團隊主管)，再升到主管，最後在29歲那一年成爲新更名爲“某某跨國公司”的“公共關係部高級經理”。

　　“在這個地方，國籍決定了你所能上到的最高位置。如果外企是五層樓建築的話，每層樓的人依次是：五樓是(跨國公司註冊國家的)本國人；四樓是其他國家的外國人；三樓是東南亞華人；二樓是外企的中國高管；一樓是一般的中國本地僱員。”Stella形象地比喻。

　　當她止步“二樓”3年的時候，忽然發現自己已經30多歲了。“我忽然發現自己成爲最尷尬的一羣人，我的上面永遠是一個講着帶有嚴重口音英語的島國人士，我的下面是一羣臉蛋如青蘋果一般的小女孩兒。”Stella說。當送走了自己第三任島國人士上司之後，她知道，即使自己再努力，那個位置也永遠是留給空降的人，再往上走的機會微乎其微。在經歷金融風暴開始大裁員的時候，Stella明白她必須做個選擇。

　　一顆心事重重的高級“螺絲釘”

　　David從大學畢業開始進入外企，已經在這個圈子待了20年，20年的外企生涯，他跳槽不計其數。

　　從能力上說，能做到外企整個亞太區MD(市場總監)這個位置的人是鳳毛麟角。從人際上來說，他在這個圈子拿到過極高的表彰，大名鼎鼎無人不知，都說他是下一任統領大中華區數百億人民幣業務總裁的不二人選，升職指日可待。

　　2013年1月，北京一直遭受霧霾天的影響，PM2.5指數不時爆表，David的心情也十分陰鬱。

　　週五早上9點，他例行到公司衝上一杯咖啡後，打開電腦等着看公司最新一季的財報。之前一個季度的財報電話會議後，全球大Boss說的那句“目前形勢低迷，希望大家有所準備”的話，讓他預感到一絲不妙。果然，在刷新了幾次公司郵箱後，David收到一份公司官方發佈的季度財報，但David只被財報最後幾句話吸引住：“公司必須節省人力，開始進行無薪休假計劃和人力調整。”

　　10點鐘，David接到公司CEO的郵件，通知他負責的華北大區要給出裁員名單並進行一系列的改組措施。

　　David開始了自己那套例行說辭來安慰被裁掉的下屬：“外企其實就是一個賣產品的公司，在哪裏都一樣。出行乘飛機、住高檔賓館，就是維護公司形象；西裝革履，提着電腦包，講點哪怕中國式的外語，時不時帶幾個老外出去，就證明自己的東西跟國內的不同；說白了，這些就是‘畫皮’。沒有必要在這裏耗，拿着幾萬元賠償，換一個更好的offer纔是最明智的。”

　　接下來的幾天，David一直在思考，他覺得外企已經不是昔日的豪門，與其等着百年老店被收購自己再尋找下家，不如及早離去。

　　但是，自己早就習慣了出差總是出入五星級酒店甚至常常商務艙來回，加上目前妻子是全職太太，兩個孩子正在上國際學校，一家人習慣了高標準的中產生活。“當年和我一起打拼的哥們兒有的自己創業去了，有的去了民營企業，以我目前的薪資標準，其實去哪裏都一樣。創業已經年歲不饒人，而且外企職責分明，很多工作分得很細，令很多外企人的能力只專屬於本職工作，不能發展其他職位的工作能力，久而久之便成了一顆‘螺絲釘’。去民營企業呢，又是從頭再來，不免又是一番爭鬥。”David心事重重，決心近期給自己放個假，想想今後何去何從。

　　還可以向上走的“大P”

　　Richard，四大會計師事務所(即普華永道、德勤、畢馬威、安永，下稱“四大”)中某一家的合夥人，他笑稱自己已經“四張”了。回想過往的“四大”生涯，Richard覺得充滿了成就感，但也常常有種無力感襲向心頭。

　　加班和出差，是這個行業衆所周知的特性。Richard說，在很多人眼裏，“四大”和投行都差不多，前20年是用命來換錢，後20年是用錢來換命。當40歲逼近的時候，他時常會問自己：自己的人生還有沒有別的路可以走？

　　在過去十幾年裏，Richard有不少朋友和同事跳槽，從乙方跳到甲方是最常見的。財務人員在甲方中的地位與日俱增，“四大”經歷毫無疑問是敲門金磚。十多年來，很多原本並不知名的公司一躍而起，爆發式的增長讓它們最終被推向上市之路。Richard錯過了那些機會，得到的是在“四大”內部的逐級晉升，從助理審計、審計員到高級審計員、審計經理、高級審計經理、合夥人。Richard頗爲詼諧地說：“像我們這樣的‘大P’(合夥人)，其實還有兩步可以走：主管合夥人、首席合夥人。”

　　和其他在外企工作的“40”“50”人員不同，Richard並不擔心自己會失業。在他看來，無論在國企、外企還是民企，你越佔據了核心職位，你被裁掉的機會就會越小。

　　Richard說，在“四大”剛剛進入中國的時候，“大P”們幾乎都是外國籍，現在中國本土的合夥人已經佔據了六成以上的席位。

　　當然，像Richard這樣打破“國籍天花板”的人在外企並不常見。記者在採訪中瞭解到，這和行業有關係，因爲審計和會計行業本身是個“越老越吃香的職業”，不僅在外企，國企也是如此。而且，在目前外企普遍不景氣的情況下，“四大”也開始流行通過低薪休假甚至無薪休假的方式變相裁員以渡過難關。

　　鍍金飯碗被敲破未必是壞事

　　敦煌網創始人王樹彤針對目前外企的“40”“50”現象感觸頗深，他認爲，伴隨着外企在中國的迅速發展，白領精英們獲得了相對豐厚的回報，但許多人並沒有想過鍍金飯碗也有被敲碎的一天。

　　中華英才網人力資源專家劉興陽接受採訪時表示：“隨着中國經濟的高速發展，目前出現的外企白領一代的人生轉型相當特別，因爲他們是隨着改革開放成長的新一代，和以前知識構成相對簡單、按照論資排輩被社會自然淘汰的‘50後’‘60後’相比，這些40多歲的外企白領的成長經歷了中國經濟最高速發展的黃金時代，但是面臨大量精力充沛、學習能力更強、起薪低廉而且供應無限的年輕人的崛起，他們在人才市場上漸漸失去優勢，這是特定的經濟發展規律導致的。”

　　劉興陽表示：“隨着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在從製造產業升級爲創造產業的過程中，各個跨國公司在中國開始產業和結構的轉型，中國本土企業也開始逐漸完善企業制度，因此，這些多年打拼好不容易升到中高級職位的老白領面臨人生另一次重大抉擇。我個人建議他們好好想想。之前他們猶如在外企的高速列車上一路狂奔，從來沒有慢下來、停一停。應該調整好心態，放緩步伐，有時候換個環境不是壞事。”

　　據《中國經濟週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