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矇蔽，應該是人之常情所不喜歡的。因爲被人蒙着眼，容易踩落陷坑。這坑沒準是天生的，也沒準是人挖的；沒準是有心，沒準是無意。踩落陷坑的後果越嚴重，坑邊人就越不願被蒙着眼。畢竟，因此傷筋動骨的痛楚不好受，若是有性命之憂，就更不用說了。就連“善意的謊言”，人們也對之褒貶難一，說明人的秉性裏，少不了一點對真相的執着。所以纔有了古事裏的“微服私訪”。

　　這麼看，“微服私訪”應該是個好詞、是樁好事。我原本對它也沒什麼意見，甚至十分景仰。不過最近連續看幾則新聞與後面的瀏覽者評論，其中用到這詞，總覺得有點似是而非，如鯁在喉。

　　細想起來，今天說“微服私訪”的似是而非感，或許就和說誰“親自”坐公交地鐵、“親自”上街一樣。這其中的“鯁”，可能要從“微服私訪”的“服”說起。

　　微服爲何是微服，又爲什麼要微服？因爲在這個詞產生的情境中，“服”代表了社會等級。

　　《孔乙己》中“穿長衫的”和“短衣幫”，就是用衣着分出了不同的人羣。不過這小說的背景，已經是正在打破舊社會等級的時代，長衫、短衣的區別雖還留在人們心裏，但穿混了也未必造成多嚴重的後果，穿上了某種服飾，也未必就代表了什麼社會身份。孔乙己穿着長衫，掌櫃的也未必就真把他歸入長衫主顧裏去了。

　　而在《孔乙己》之前的時代裏，服飾的花樣、顏色甚至材料，有時候都可以和某種社會等級、位次直接對應起來。儒家經典“三禮”之一《周禮》，其中“春官·司服”部分，對天子、公侯至士大夫的冕服有介紹，各級相對下一級，都有獨特不可逾越的服飾。這說的是秦代之前的祭祀禮服。

　　更典型的，當屬後代的官服。元末南戲《琵琶記》中有句話“滿朝朱紫貴，盡是讀書人”，就是說朝中貴人們穿的紅、服的紫。這種朱紫爲貴的服色等級制度，早在唐代就已經最終成型。《舊唐書》中說，唐高宗上元元年(公元674年)“敕文武官三品以上服紫，四品深緋，五品淺緋，六品深綠，七品淺綠，八品深青、九品淺青”。其餘種種袍帶材質等等規定，不一而足。

　　可以說，兩千多年中，中國的傳統服飾區分等級、尊卑、貴賤的功能被髮展到無以復加，許多正史中都要專開《輿服志》加以記述。官員穿什麼，平民穿什麼，士農工商各穿什麼……許多朝代都有明確規定。尤其是當官的一出門，懂行的從其服色配飾中就能猜測出身份品級。不換身行頭，就達不到私訪的目的。

　　有繁複詳盡、標示等級的服色制度在先，纔有“微服”的需要在後。革命與改良的20世紀，先輩終於打破了這種服色等級。穿綢還是穿棉，穿紅還是穿紫，都盡由得每個人自由。埋入人海中，除了整天在大衆媒體上拋頭露臉的，誰又知誰是誰，也就無所謂私訪不私訪了。“微服私訪”的前提被打破，這個詞和它的意義似乎也該隨之雨打風吹去了。

　　但從我看到的新聞表述看來，“微服私訪”這個詞的生命力依舊沒有消失。比如有一天，某知名城市市長帶着一二親隨作遊客、察市情，恰好被市民認出來發到微博上。這本是好事，主政官員無論是公事暗訪還是私人遊覽，不前呼後擁清街封道，可見其誠，但也未必不是本分；圍觀者隨手拍一張照片，說明他關注時事，知道是誰在代他們打理這座城市，順便放微博上，也是網絡時代的新潮風範。偏偏一家以職業觀察著稱的名博轉發這條微博時，以正經的態度名之爲“某某市長微服私訪”，卻讓人不由心中惻然。

　　只是惻然，不是批評。因爲想起沈從文在一篇文章中的回憶，清末民初“保皇黨”辜鴻銘曾拖着辮子講演：“你們不要笑我這條小小尾巴，我留下這並不重要，剪下它極容易。至於你們精神上那根辮子，據我看，想去掉可很不容易！”這根精神上的辮子，讓“微服私訪”在失去服裝“微”與“不微”這個前提後，依然保持了生命力。它讓我們在面對一種分內行爲時，並沒有保持對尋常事的坦然，而變成了讚歎、崇拜，甚至有一些被賜予的快感。這顯然不是誰的過錯，而或許只是我們自己都沒意識到的現實一種。

　　失去了服飾這個載體，“微服私訪”的前提只是搖身變成了另外的形式。平日開着豪車的，某一次蹬着自行車，卻遇上不得其門而入的尷尬，是這種前提；走慣了綠色通道，有一天排到普通窗口，發現民生多艱的，也是這種前提。證件的顏色，車牌的號數，走的門，進的樓，身邊跟隨的人……都像服飾的顏色、材料一般，在有意無意給人提供揣測身份與背景的線索。把這些線索都抹了，也就沒有什麼微服不微服、私訪不私訪了。

　　說不清是因爲人們精神上的辮子造成了現實裏的羈絆，還是現實裏的羈絆造成了精神上的辮子。但“微服私訪”執着的真相，似乎可以來自於這樣一種想象：沒有深宅大院阻隔，沒有衛護重重，沒有隱蔽的事先“排演”，也不用一年三兩遍的“突擊”，就在日常生活中，有個陌生人擦肩而過，問問市井聲音，嚐嚐街頭飯菜；而發聲的你，做菜的我，也不在意眼前的陌生人是誰又是誰，他不過是你的又一個聽衆，又一個食客。

　　難嗎？難，我們努力了那麼久；難嗎？又不難，我們已經努力了那麼久。當不尋常的事變成尋常事，“微服”也就從物質到精神，都變成歷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