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達昆明

　　兩個半月後，他們到達昆明。

　　清晨，陽光明媚而溫暖地灑在院裏，風依然柔和，樹木成鐵青色，幾隻小鳥醒來在枝頭上吱啾吱啾地鳴叫着，籬笆上的野花依然笑盈盈的，敷着幾粒晶瑩的霜花。

　　青年研究員勞幹坐在一塊石頭上，膝蓋上墊一本書，書上面是一頁信箋，正在寫信，小夥子陳槃走過來：

　　“寫情書嗎？相戀了？”

　　“去、去，給傅所長寫信，彙報我們的情況。”勞幹嗔怒道。

　　陳槃搗了勞幹一拳，坐在旁邊搶過勞乾的信箋，只見勞幹寫道：“傅所長斯年先生臺鑒：學生等三月十二日到滇……此次千里長途運公家要物來此，李啓生、高曉梅諸君費力甚大，樑思永先生尤賣力氣，生等亦隨料理，不敢分一、三組域，也不敢辭事物工作也，唯房屋至今無着落，故一切均未進行……好在宿舍現已整理完畢，學生及那廉君用煤油箱做書桌工作，亦示範動作堪運用。此地天氣甚爲暖和乾燥。空氣清澄，唯每日在外吃飯，稍感生活不安定。”

　　陳槃和未婚妻一起逃難來到昆明，小夥子精明，高挑兒，白麪皮的臉頰，一副江南才子的書卷氣、靈秀氣。未婚妻吳富燕。一路風餐露宿，飢渴勞頓，漂泊異鄉。他們想請傅斯年當證婚人，可傅斯年遠在千里之外的重慶，他們多盼着他們尊敬的傅所長在身邊爲自己主持婚禮，那該多幸福啊！

　　看完勞乾的信，陳槃也匆匆給傅斯年寫信：“生帶婚妻吳富燕由北到滇，隻身住此，食宿多不方便，生擬聊備點酒，介其一祥諸師友，就可算結婚了。爲法律上之鄭重，謹制婚紙兩份，敬懇吾師證之……際此非常，不敢鋪陳也。”

　　年輕的學子，離開他們的老師傅斯年，像失了孃的孩子，精神上孤苦伶仃，只能向遠方的親人傾訴。

　　史語所成立後的新成就就是殷墟發掘出大量甲骨文和殷商青銅器皿，整理清“大內檔案”和購買的20萬冊圖書，還有劉半農蒐集的歌謠、雜曲、戲曲、說唱、鼓書八千餘冊，這是史語所的家珍，鎮所之寶，每次轉移，既是沉重負擔，又需大量的經費。那廉君是圖書管理員，他不僅組織全所人員包裝圖書，還要聯繫汽車、火車、木船、輪船，風一程，雨一程，山一程，水一程，迢迢千里，車轉車，站轉站，終於押送到昆明。

　　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國最高統治集團中就有一種對日妥協、投降、求和的悲觀情緒。1938年年底，以汪精衛爲代表的漢奸投降派叛逃出去，淪爲民族的敗類。汪精衛12月18日飛抵昆明，受到雲南省省長龍雲的熱情接待，他只在昆明住了一宿，第二天便帶着周佛海、陶希聖、陳璧君、曾仲銘、陳春甫等人飛往河內，另一個大漢奸陳公博也追隨而去。汪精衛的叛變，影響極壞。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正處在最艱苦的歲月，且不說社會早存有求和、妥協、投降的消極論調，身爲國民黨副總裁的汪精衛的出逃，必然引起社會上投降、妥協、求和論者的囂張。將如何看待形勢，如何堅持抗戰、是戰是和的嚴峻問題，擺在每一個人面前。

　　1939年1月1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會召開會議，做出開除汪精衛國民黨黨籍的決議。

　　次日，西南聯大1019名同學聯名致電蔣介石，要求通緝汪逆，並處以極刑，該電文又發給中央通訊社，請轉全國同胞。

　　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