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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天衡張煒羽文人以石入印,王冕做了開拓性的有益嘗試,但他刻石印的創舉未能引起普遍的關注和效仿。王冕只能像一顆劃過夜空的美麗流星,轉瞬即逝。直到近二百年後的明代中葉,石破天驚地真正衝擊和改觀印壇的是書法篆刻家——文彭。
文彭(1497—1573),字壽承,號三橋。江蘇長洲(今蘇州)人。文彭生於文宦世家,爲大書畫家文徵明長子。得天獨厚的家庭文化背景,使年輕的文彭不僅在詩文、書畫、篆刻和六書考據方面得家傳真諦,他與同時期士子們一樣,爲實現齊家治國、兼濟天下的理想抱負,積極入仕,走科舉功名之路。但追求仕途使文彭屢屢受挫,十舉不獲,直到嘉靖三十五年(1556)年屆花甲時,才以歲貢生被薦舉入京,經廷試獲第一,被授嘉興府學訓導。晚年文彭又先後出任南京與北京國子監博士,人稱“文國博”。
據周亮工稱:文彭在南京國子監任職時,一次經過西虹橋,聞見一位肩挑兩筐石材的老髯翁正與店鋪發生口角,前處一頭蹇驢還馱着兩筐石材,文彭便下轎詢問情由,知是訂貨的商家要減付相應的工錢,引起雙方的爭執。吵者無意,勸者有心。對篆刻深有研究,且之前刻印只能藉助於他人的文彭,見到這晶瑩溫潤似白玉,而軟硬適宜於受刀的處州(今浙江青田)燈光凍,居然令他靈光乍現:這不是可以用來篆刻的求之不得的理想印材嗎?他平息了雙方的爭吵,並果敢地買下了這四籮筐石材,待回家後,文彭即令家僮剖石成印,嘗試着用來運腕走刀,居然心手雙暢,妙不可言,一掃以往假手於人的無奈,充滿着前所未有的新奇感、成就感。
先前文彭用印多爲牙章,在篆寫印稿後往往交與金陵的李文甫鐫刻完成。李文甫雖是一位工藝雕刻高手,所刻線條能不失文彭的筆意,但在“金玉之類用力多而難成”現實狀況下,與工匠合作刻印只是文彭及其前輩們迫不得已的選擇,在他們的心中始終充斥着那股篆刻“一手落”的藝術衝動和渴望。文彭的發現和嘗試,極大地激發了周邊文人蔘與篆刻創作的熱情,讓好印的文人興高采烈地邁入了誘人的印壇,替代先前的工匠,成爲篆刻領域裏的主力,明代文人篆刻風氣由此而興起。
王冕創花葯石刻印,史實有據,惜未激起漣漪。而文彭引進燈光凍入印,以一代宗師的地位,以文壇重鎮的要地,一呼百應,從者如雲,甚至到了文人皆以捉刀鐫石印爲時髦、爲樂事。以往八代的印藝式微,走到了盡頭,篆刻史進入明代後期的時段,出現了大拐點、大轉向,開始了明清流派印章新的征程。
因文彭篆刻負盛名,在明末時就已贗品滿天下,包括萬曆年間張灝所輯《承情館印譜》中列爲文彭的一批作品,歷代學者也多抱以謹慎的態度。從文彭流傳至今較爲可靠的實物印章“七十二峯深處”、“琴罷倚鬆玩鶴”(圖左)和其書畫作品上印鑑來欣賞,朱文印繼承了元代圓朱文秀雅流美、平和醇正的風格,白文印則明顯受到漢印的影響,顯示出一股沉穩、質樸的氣息。明代沈野《印談》記載:“文國博刻石章完,必置之櫝中,令童子盡日搖之。陳太學以石章擲地數次,待其剝落有古色,然後已。”說明文彭等明代篆刻家把握了石章磕碰易損的特性,並輔以人爲殘損手段來增添金石古意,有意識地追求印章刻制之外的效果,成爲後世印面修飾技藝的先聲。此外文彭又首次採用書丹勒碑雙刀法,將優美的文辭用生動的行書書法刻制在石章的多個側面上,使文人篆刻創作的疆域得到了極大開拓,邊款也成爲今後篆刻藝術中不可分割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撥燈光凍石,邂逅一位異想天開的智者,引領一羣智慧執著的文人,開拓了一條明清篆刻流派印章的金光大道,這事件足堪玩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