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個特殊時期，特殊的老安領着百十個老少，讓《經濟日報》沒經歷滑行或是爬坡就垂直飛起來了

　　“老安”，是《經濟日報》創刊時期那代人對總編輯安崗的稱謂。老安影響了作爲經濟日報人的我整整30年，可惜我從沒有機會告訴他——事實上是我認識他，但他不認識我。我相信，我筆下的他，不過是我想看到的那一面的老安。

　　1982年夏，西黃城根九號院辦公樓的樓道里突然熱鬧起來，有人伸頭進我的辦公室道，“安崗來了！”

　　安崗？哪個學校的？

　　那時，爲創辦《經濟日報》，報社在春夏間兩次從各高校招了我們30多個應屆畢業生，之後的半年裏，幾乎每週都有新調進的人，也大都是這兩屆的畢業生。我這一問，招來同事大笑：“又當是來了個大學生啊？人家是新任總編輯！”

　　不久，中國歷史上第一份以“經濟”報道爲己任的日報創刊了。那上面沒有一個字是我寫的，但我興奮得幾夜沒睡好，因爲我看到了一張自己心目中的《經濟日報》。她大氣有度、活潑不失尊嚴，立足中國、放眼世界，直切當時經濟熱點卻沒有旁觀小儒生的意氣。那時我雖然不在採訪一線，只負責接訪、看羣衆來信並回信等，但每天都自豪甚至略帶炫耀地在電話裏給讀者喊話，“我們是經濟日報！就是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經濟！”

　　我最願意，不，應該是最希望的事，是開會聽老安講話。他那極富鼓動性的演講，每次都把年輕的我們鼓動得熱血沸騰、面紅耳赤。記得有一次老安講辦報思路，那天下班後，10多個年輕人一直就他的思路談到後半夜，個個意氣風發。

　　除了站在大廳裏開講，老安還有一愛好，那就是到各屋“串”，不打招呼、沒有事由，想起什麼說什麼，看見什麼說什麼，甚至聽見什麼說什麼——當然是新聞與辦報。有些題目就是在這種“串”的過程中敲定的。一天，老安又從他的辦公室裏“串”到編輯部來了，開始在大廳裏跟幾個人講外國的辦報思路及傳媒體系，後來人越圍越多，本來就矮的他完全被包圍了，有人拿來方凳和椅子，踩上去看他講。那一天，我也搬了凳子踩上去了，但因高度不夠、距離又太遠，仍然看不見那個小老頭兒，只能看着層層疊疊的後腦勺聽他的聲音。不過，這反而讓我看到了終生難忘的場景：很多傻小子耳廓紅赤赤地放着光。

　　在一次次讓年輕人面紅耳赤的演講中，老安把中國的這張《經濟日報》描繪成國際一流的財經大報，描繪成全中國媒體的領跑者、世界經濟信息的集散地。比如只需幾年，《經濟日報》就會成爲一個報業托拉斯，這托拉斯裏不僅有地方版、專業報，還有經濟電視臺、經濟廣播電臺、經濟新聞社。又比如，經濟日報位於王府井北口的新辦公大樓裏將集合世界主流通訊社、報社、廣播、電視的駐京機構，樓頂能同時起降3架直升機，無論哪裏發生新聞事件，只需3分鐘，那寫着“經濟日報”幾個大字的採訪直升機就會從樓頂直衝藍天……要知道，那是1984年啊，即使再有膽量做美夢的年輕人。也夢不到自己會開着私家車上班，但老安告訴我們那一天很快會成爲現實。

　　很多年後我才明白，老安本來就愛創新、不喜規矩，而那個破與立交錯、超常規發展的年代又使其特點少有遮攔地發揮着。於是，《經濟日報》的批評與監督完全沒有策劃但卻正中時弊因而讓讀者叫好，評論與引導多是自家聲音卻常剛剛好地契合了中央精神而被地方當成吹風。這讓《經濟日報》在大膽預測與巧妙吹風中立言，在客觀及時報道中立身。

　　這也是多年後才意識到的。當時只知道很多單位“怕”《經濟日報》。其中的一個報道說起來更“遊擊”。某一天，老安讓幾個年輕人給部委挨個打電話，記錄總機響幾聲才接電話，接電話時第一句說的什麼、態度又是什麼樣的。第二天，照單刊登，批評多表揚少。自此，部委們的總機學會了接電話先問一句“你好”，而不是狠狠地來一句“喂，找誰？！”或是懶洋洋的“哪兒？”就這樣，在那個特殊時期，特殊的老安領着百十個老少，讓《經濟日報》沒經歷滑行或是爬坡就垂直飛起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