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嘉勵打開辦公室大門，一股子憋壞了的黴味，沖鼻而來。也難怪，他算了算，十多天沒回來了。

　　在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作爲一位普通的研究員，這樣的回家頻率，算是幸福的了。

　　280天，這是一年中，他們在田野中“流離失所”的平均天數。

　　他們的辦公室，在野外。從都市到村野，出繁華入粗樸，幾個月泡在墓地、礦洞、碎瓷片間，三過家門而不入，這是考古工作者的生活常態。

　　“喏，我的生活在這裏。”鄭嘉勵從隨身帶着的斜挎包裏，掏出一本薄薄的筆記本，黑色封面。打開一看，密密麻麻的繁體字，這頁是草書，那頁是端莊的小楷，“我偶爾在工地上寫寫字。”這位文藝70後，把考古筆記，當成練字的一種方式。

　　採訪到下午5點10分，鄭嘉勵的手機響了，“你什麼時候能回來？”電話那頭，是太太溫柔的聲音。他答應10歲的兒子，陪他看一部美國動畫片，兩天後，他又要帶着考古筆記，走向荒冢深處。“不然等我回來，又要下檔了。”

　　筆記的封面很挺括，寫了3頁，看來是新換的。他打開櫃子，嘩啦啦，一疊疊硬麪抄、軟面抄，便籤本，迎面倒下，記者數了數，大概有30多本。“很久沒理了，都是以前的墓誌筆記，讀書筆記，田野筆記，見到什麼記什麼。”

　　鄭嘉勵在考古所工作了18年，做過史前考古，也做過瓷窯址考古，這十年，他的研究方向，定在了宋元考古，尤其是宋墓的調查和發掘。可他在做的事，卻和我們理解中的考古，相去甚遠。

　　這兩天，他正在義烏考古發掘“4月24日，義烏蟹鉗形馮氏家族墓”，他畫下了9塊墓地的排位圖，又把墓碑上的文字，一一抄下。有些風化的，看不清的字，就用方框來代替。每看到一塊墓碑，他便坐下來，抄錄墓碑上的文字。浙江出土的宋元墓誌，錄文、點校，全被他記在了本子上，還整理出了《麗水宋元墓誌輯錄》，接下來還要做台州的、溫州的。考察浙江宋墓之前，曾把《宋會要輯稿》讀了七八遍。

　　墓葬，是考古工作者最常接觸的東西。曾經有位考古太太，這樣揶揄丈夫的職業：“遠看像挖土的，近看是挖墓的，原來是考古的。”鄭嘉勵在老家玉環的母親，也“嘲笑”過他：上這麼多年學，還不是跟她一樣，照樣拿鋤頭。

　　“考古人，不是‘挖寶’的。我們是手拿鋤頭，動手動腳找東西的書生。”他這樣解釋這份工作，“我們以田野的方式做學問，必須獨立思考，衝破表面，看到本質。”

　　整整兩頁，他把方孝孺爲元代醫學家朱丹溪寫的墳庵記《孝友庵記》，全抄了下來。“方孝孺說古人生前聚族而居，死後族葬，有罪者不能葬入家族墓地。文藝青年很容易被這番感慨忽悠了，以爲族葬是古代歷史的常態，其實，這是理學家標榜的理想主義，除了《紅樓夢》裏的大觀園，普通人家很難辦到。”鄭嘉勵說。抄完書，他去義烏赤岸的朱丹溪墓地一看，其實只葬了兩代人，僅三個家庭成員。

　　筆記裏，各種看不懂的墓主人名諱、世系、卒葬年月，在普通人眼裏，只是冷眼旁觀的證物。曾經，鄭嘉勵也只把一塊塊冰冷的石頭，當成考古史料。“我的任務是整理古物，至於古人的親情、生死、悲歡，與我無關。”

　　那次，爲了瞭解麗水山區宋元明時期的銀礦和銅礦，他得去礦洞勘查。礦洞所在的山脈，高聳入雲，人跡罕至。他坐車到雲和，花了4小時，從縣城開車到山腳下，又是4小時，爬上山，再4小時，然後匍匐進洞。爬到一半，他往裏扔了一塊石頭，“咕咚咕咚”，深不見底。再往裏爬，見到了許多骷髏骨，他意識到，這是古代礦工的生命，是古代底層民衆爲生計賣命的見證。

　　那一刻，他想到了陳寅恪的一句話：理解之同情。“還原歷史，僅僅只有知識是不夠的，唯有感同身受，觸及人的情感、趣味和思想，纔是真正的考古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