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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伯羣在耄耋之年爲自己編一本“自選集”實際上是一次“自我盤點”,是人生進入第四季度時對自己生命的前三季度的學術成果進行一次自查與自評。就我的人生前三季度自查而言,我覺得自己經歷了治學的“三部曲”——“起步”、“轉移”與“迴歸”。我是從研習新文學“起步”的。但是出於一個偶然的機緣,使我來了一次學術研究的陣地“轉移”。在20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牽頭要編一套大型的“中國現代文學運動·論爭·社團資料叢書”,分工給蘇州大學現當代文學教研室的任務是編一本《鴛鴦蝴蝶派文學資料》。由於這一流派中蘇州籍的作家較多,對挖掘本地的有關地方史料我們負有義不容辭的職責,因此我只好從頭學起,坐了三年圖書館作科研上的“轉軌”準備與實踐。這次重點的轉移花去了我和我的同事以及部分研究生的近20年中的主要精力。我們對這個近現代文學中的通俗文學流派作了一次嚴肅的“學術性”的考察,像過去研究新文學作家一樣有一個正規的“科研流程”,在國家社科重點項目經費的資助下,先是編出資料集,其次編選他們的代表作品選,再次編撰該流派主要作家的作家評傳,然後根據這一流派的特點編寫社會言情、武俠、偵探和演義等“類型史”,最後合成一部《中國近現代通俗文學史》。至此,我認爲第二部曲的重點“轉移”程序基本完成。我覺得或許可以進入第三部曲的“迴歸”歷程了。那就是我既懂得了一點精英文學的知識,又粗通了通俗文學的門道,我是否可以“迴歸”到整體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的宏觀審視中來,或許能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或“另類”的文學史觀,供同行專家質疑與批評,請同行專家與讀者指教,並共同探討與切磋。
我的文學史觀是:中國的現代知識精英文學與市民大衆通俗文學不是對立而是互補的,曾被稱爲鴛鴦蝴蝶派的通俗文學流派不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中的“逆流”,也不是現代文學史中的“陪客”與“附庸”,而是中國現代文學中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它與知識精英文學組成了現代文學的雅俗兩翼。“雙翼”才能展翅高飛,因此,一度被稱爲“兩個翅膀論”。但是這僅是一個“比喻”性的形象化稱謂。我既想改變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元化”的獨步局面,於是覺得用“多元共生”的提法更顯得“學術化”。我認爲,現代通俗文學在時序的發展上,在源流的承傳上,在服務的對象上,在作用與功能上,均與知識精英文學有所差異,根據上述的理由它當然能成爲“多元共生”中的一“元”;而“一元獨生”的現代文學史,倒是人爲的描述,不如稱爲“新文學史”來得確切。就中國通俗文學而言,在明代農業文明的城市繁榮中,產生了像馮夢龍這樣的通俗文學大師,他曾提出“話須通俗方傳遠,事必關風始動人”。而被稱爲鴛鴦蝴蝶派的通俗文學則是在工商文明都市中,承續了馮夢龍的通俗文學衣鉢;而到了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網絡類型小說是通俗文學的接班人。馮夢龍-鴛蝴派-網絡類型小說是一個從古至今的市民大衆文學的“文學鏈”。馮夢龍時期的印刷是木刻版,鴛鴦蝴蝶派時期的媒體是機械化,而現在網絡類型小說已經進入去油墨化和去紙張化的時代。一些在市民中受寵的作品,才隨着在網上巨量的點擊率而“網而優則紙”,由出版社出版,或者“網優則‘觸電’”,在熒屏上熱播,大衆通俗文學自有“後來人”。而過去的中國現代文學史中不給市民大衆通俗文學以地位,或者無情打壓,是一個重要的歷史性失誤。而將市民大衆文學命名爲鴛鴦蝴蝶派實際上也是一種蔑稱。他們的作品中也有很上水準的精品;他們有不少人身兼作家與報人雙重身份,作爲報人,他們在自己所編的副刊上發表過許多政論與雜感,他們的這種文體,自有其藝術特色。而且每每能站在“社會良知”和“市民喉舌”的立場上發出正義的聲音。因此,鴛鴦蝴蝶派不能概括他們的文學內涵和社會能量,我們應該賦予他們“市民大衆文學”的稱號。我以爲他們的優秀和較優秀的作家向社會中下層市民提供了精神食糧。同時由於市民大衆文學的通俗性,也能在粗通文字的農民中傳播,受到他們的歡迎與得到他們的共鳴。
今天,回顧這治學“三部曲”,我估量,自己只是爲中國現代通俗文學在“中國現代文學史”中報了一個正式“戶口”,也許它不再是“黑戶”了;再就是在雅俗鴻溝中填了幾剷土而已;而我相信真正填平這條鴻溝的艱鉅而細緻的工程是自有後來人的,我堅信,填平有期,填平必定!
本文爲《填平雅俗鴻溝——範伯羣學術論著自選集》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