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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來到這個世間的28年中,沒有見過比這一對更爲互補的夫妻了。
他們,便是我的父親母親。
隨着歲月流逝,他們開始喜歡講過去的故事,我在一個個片段中漸漸拼湊起他們當年的模樣。我時常在想,如果他們沒有在1978年參加高考,進入美院,等待他們的又會是怎樣的道路呢?
父親可能循着祖父的道路在中學教書,除了數學、物理,還教英語,很難想象滿口福州腔英語的父親,竟是全校最好的英語老師。父親的心會止於此嗎?在我看來,不甘於平凡的父親終究會去探尋新的事業。母親可能還在南昌當講解員,我更難把紀念館中拿着大喇叭每天重複說話的形象和眼前這個沉默寡言,連一個小故事都講述不生動的人聯繫起來。所以我想,母親也終究會重新踏上尋找新生活的道路吧。
在父親的一生中,我的祖父的影響是深遠的。父親常常給我講祖父如何不會講一句英文卻工工整整地編譯了三大本英語教案的故事,哽咽中透着自豪,偶爾拿出祖父當年的筆記,對着它們發呆,眼光凝重卻滿懷敬愛。我能想象這些教案對於父親的分量,這也是父親致力於成爲一個學者型畫家的源動力。
父親初學畫時,祖父每天中午往來學校和家中爲父親炒一盤蛋炒飯,至今那是父親所能記得的最美好的味道。父愛如山,莫過於此。
在母親的一生中,我的外婆扮演了重要角色。母親當年隨着外婆從上海下放到江西農村。母親經常講的一個故事是,她初中畢業後想到工廠當工人,但是外婆執意讓她繼續讀書,考取大學。雖然身爲母親繼母的外婆從未給過母親一個真正的擁抱,但她的遠見所傳達的愛促成了母親今天的成就。
父親喜歡講故事,人們都說父親的記性好,其實是他善於講,講得多,就記住了。至於母親,不會講,卻能聽,而且聽得入神,有了這個聽衆,父親講得更是盡興。有幾次,是母親講父親聽,母親講得戰戰兢兢,沒有耐心的父親竟中途離開。
父親的理性體現在他做事的方法上,大到一個展覽的策劃,乃至學校未來一年的規劃,小到一場球賽的觀後總結,或是聚會時爲衆人點餐,他都會拿出紙來,從外衣左胸內口袋中抽出一支筆,規劃起來。
母親則完全是另一種人,即習慣於腦海中構思好一切,再付諸紙上。
母親寫作非胸有成竹不下筆,而父親的竹始終捉摸不定。他們的藝術創作卻又是截然相反,站在畫布前揮灑的父親胸有成“葵”,而母親卻把作品交給了自己的雙手,沉浸在探索未知的樂趣中。
即便是如此不同的兩人,在父親和母親身上,仍有共同點,那是屬於時代的特徵,一種羣體性的、集體主義的歸屬感。母親常說看不慣一些學生飯後從包裏掏出個蘋果自己啃得歡,她們那個年代,如果只有一個蘋果,那是一定要每人分一片的。
所以,父親的向日葵是葵陣、葵園、葵海,而母親的纖維作品也都是呈羣組的方式呈現,這背後潛意識中融入了他們之於社會的情感。
這,就是我的父親母親。
(許嘉,美院史論系碩士在讀。其父許江、其母施慧,均爲中國美術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