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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澤教授
○影視劇中的曹操
孟澤:中南大學外國語學院比較文學系教授,文學博士,中國韻文學會理事。著有《有我無我之境》、《王國維魯迅詩學互訓》、《洋務先知——郭嵩燾》、《何所從來——早期新詩的自我詮釋》、《何處是歸程——現代人與現代詩十講》等專著。曾主講《南方週末》“華人精英論壇”、湖南教育電視臺“湖湘講堂”等。
千百年來,人們從未停止對曹操的談論。談論中,人們常常展現了自我內心對曹操的期待,從某種意義上說,曹操實現了我們心中的理想。對此,中南大學孟澤教授有着自己的看法。
每個人心中都有一個曹操
按照史書的記載:建安十八年夏五月,漢獻帝劉協,使御史大夫郗慮冊命曹操爲魏公,加九錫,曹操謙讓三次,然後受命。二十一年,獻帝進操爲魏王。四年後,曹操死,曹丕即位,漢帝禪讓,天下屬曹魏。
“曹操是這段倉皇曆史的導演者。他出生在國家失範的漢末。最初,他像一個上進青年一樣,只是不想讓別人‘目爲凡愚’,希望‘建立名譽’,最終,卻以拯救天下自任,要‘垂名於後’。”孟澤提醒聽衆,“蓋棺定論,無論歷史對曹操的評判是怎樣的,但其‘功業’與‘文采’已成爲中國政治史和文化史不能不正視卻未必能夠正視的話題。”
“事實上,曹操的作爲以及爲人處世的姿態,對應着我們每一個人內心的糾結,對於他的肯定與否定,就如同自我肯定與自我否定一樣,就如同所謂‘本我’‘自我’與‘超我’的博弈一樣,因爲難以取捨,難以定義,難免被簡化或者符號化,以便可以心安理得地面對他。”
孟澤說,曹操這個人物往往是我們內心的一種折射。“作爲‘亂世雄傑’、‘慷慨詞人’或者‘篡逆賊子’、‘悍戾奸雄’,在每一個時代的詮釋中,曹操都讓人‘膽張’‘心動’,人們在‘惡’‘善’‘奸’‘雄’‘王’‘霸’之間,斟酌稱量,力求平情。”
“然而,大多數時候,特別是宋元以後,把自身文化理想完全安置在君臣大義旗幟下的學士文人,往往止步於道德判斷,而忽略了曹操充滿張力的性格與人格,忽略了他對‘性命’的猶疑與迷惘。”
自卑讓曹操想要“自我證明”
今人來分析曹操的性格,他的出身是一個不可繞開的話題。
“曹操出身寒微,‘莫能審其生出本末’。他的那個說得出口的所謂‘世系’,據說是他父親曹嵩被桓帝的宦官曹騰收爲養子,並花錢買下太尉銜才獲得的。”孟澤說,寒微的出身讓曹操一生耿耿於懷。“曹操曾經自作家傳,將自己的家族漫無邊際地仰攀到周天子同宗曹叔振鐸,可見他對此是如何耿耿於懷。這種讓人自卑的‘微末’,或許正是成就歷史上曹操的一個不可或缺的心理因素。”
“‘自卑’可以導演出無止境的‘自尊’需要,爲了滿足這種需要而產生不可思議的勇敢和膽識,卑微更可以強化那種以生命爲賭注的衝動。”孟澤說,曹操敢於親率數千戰士毅然同董卓的精騎決戰,絕非可能只是出於“義勇”,而是包括他“自我證明”的驕矜和“志在天下”的野心。
“這個天下,原本是東漢豪右士族的天下。當他賭博似的出奇制勝,一舉殲滅曾譏他爲‘贅閹遺醜’的大官僚貴族首腦袁紹,進而戰伐攻取,差不多據有了當時的整個北中國時,他的‘自我證明’的表達,在以成敗論英雄的後人眼裏,就不再是‘匹夫之勇’的僥倖,而是‘成者爲王’的歷史選擇了。”
詩情與現實應世集於一身
曹操流傳至今的詩篇雖僅僅幾篇,但是,這“寥寥數章”卻奠定了他在中國詩史上一流詩人的地位。孟澤說:“曹操的爲詩與爲人,共同完成了一種不可企及的文化人格的‘大寫意’。”
在曹操以“奉天子以令不臣”爲出發到“挾天子以令諸侯”的歷程中,他的每一種作爲:親冒矢石,撫愛將士,或者興屯墾,明賞罰,選人才,勵風俗,無不透露出那種一無所有的負志少年的憤憤不平,那種翻覆天地、撥弄乾坤的自負與驕傲。
“唯其一無所有,因而有意氣,有‘大丈夫當如是’和‘彼可取而代也’的天真與慷慨,有‘寧可我負天下人’的自私與蠻橫;又因其一無所有,因而有惆悵,有‘獨上高樓,望斷天涯路’的空虛與嚮往,有過人的哀樂與相思,慨當以慷,憂思難忘,曹操由此而成爲詩人。”
孟澤教授告訴聽衆,細品曹操的詩,詩歌裏是他不可重複的性情、視野、胸襟、自我意識和對於宇宙生命的蒼茫感受,表徵了慷慨任氣、跌宕悲涼的“漢魏風骨”,譬如“秋風蕭瑟,洪波涌起”的《碣石篇》,“對酒當歌,人生幾何”的《短歌行》。
但是,與一般的詩人純粹的浪漫情懷不同,曹操的詩意卻能與“實用理性”支配下的冷峻勢利的政治頭腦連在一起。“詩歌中,他自由想象;現實中,他雷厲風行。兩者在他身上集中,他把詩的人格(自由想象)與文的人格(現實應世態度),把至莊至樸的詩歌吟唱與轟轟烈烈的務實事功,融通無礙地統一起來。”
“可見,曹操在軍事、政治上成就‘霸業’的同時,完成了精神、人格上的自我確立。他既注重現實,又不乏人文理想,既做成政治上的領袖,又是精神上的軸心。”孟澤說,曹操的思維中有着實用精神、功利意向和洞達氣質,同時又可以從具體歷史與現實的理性承擔與精確把握中,轉換出天馬行空的想象力。
曹操對“性命”有着深刻洞察
再來看曹操所展現的領袖風範。孟澤說:“曹操的領袖風範,不僅在於他敢於越奪古禮古訓而無所忌憚,還體現在他‘爲我所用’、咄咄逼人的主動性、進攻性行動策略與風格。譬如,他慷慨地嘉賞賢能,延聘招攬文章學術之士,爲有才藝而未必有德者的辯護,對冒犯尊嚴的異己者的懲處,儉樸到吝嗇的持身持家……”
但是,這樣的一個蓋世英雄,闊步伴隨四顧茫然,豪邁伴隨悲壯,“壯懷激烈”後“憂從中來”。孟澤提到曹操臨終前的《遺令》,這是一份延續曹操過人的自信和自主色彩的文獻,文中說:“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以時服,無藏金玉珍寶”。
“《遺令》與《壽陵令》以及《遺命諸子令》一起,證明了即使在事關生死的隱祕處,曹操也同樣具有一種豁達開放的觀念和情志。”孟澤說,曹操不僅解脫了神學羈絆,而且遠離了柔弱的顧盼和執持。
“但是,這並不表明曹操對生命的輕視,恰恰相反,意味着他對生命的深刻洞察。”今天再看曹操喟嘆生命的詩句,讀起來仍然讓人動容。
“正如張溥說的,曹操在軍政事務倥傯之際,‘復好養性,解方藥’。如果說在‘草書’‘音樂’‘圍棋’上的造詣僅僅表明曹操才情充足、性情浪漫,那麼‘養性’與‘方藥’之事,卻只能是一種高度理性狀態下另一種不失感性的自我把握,表明曹操不僅關注生命之常,亦復期望‘性’‘命’的奇蹟。”
□本報星級記者餘琛/文馬啓兵/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