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吉林省長春市中級法院一審判處“盜車殺嬰”案被告人周喜軍死刑，賠償被害人親屬1.7萬元。被害嬰兒的父親許家林表示:“對刑事方面(判被告人死刑)，我是滿意的，但是民事賠償方面，肯定是不滿意的。”他已當庭提出上訴(5月29日《新京報》)。

　　在刑事附帶民事賠償中，被害人親屬要求賠償孩子喪葬費、死亡賠償金等各項損失230萬元，而一審判決僅支持了孩子喪葬費1.7萬元。雖然被害人親屬已提出上訴，但依照目前規定，前景並不樂觀。

　　根據相關司法解釋，“被害人死亡或者喪失行爲能力的，其法定代理人、近親屬有權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或者單獨提起民事訴訟要求賠償精神損失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可見，目前司法實踐中，精神損害賠償被排除在刑事被告人賠償範圍之外。對於被害人親屬這方面的主張，不僅刑事附帶民事程序中不支持，單獨提起民事訴訟也不受理。就本案來說，只要精神損害要求得不到支持，被害人親屬得到的賠償就一定非常有限。

　　兩個月大的孩子被盜走、殺害，被害人親屬受到的傷害之深，不難想見。“悲劇發生後，愛人病倒住了很久的院。67歲老父因悲痛過度於5月10日辭世”(許家林語)，是我們能看到的直觀結果。面對這樣的傷害，被害人親屬居然得不到一分錢的精神損害賠償，他們有理由不滿。

　　有一種觀點認爲，對被告人的懲處，是對被害人及親屬的最大撫慰，無需再以精神損害賠償的方式。這種觀點似是而非。以國家名義追訴犯罪，屬公法範疇;而就自己犯罪行爲向被害人及親屬承擔民事責任，屬私法範疇。二者不存在誰替代誰的問題。“有傷害就有救濟”是重要法治目標，而被害人親屬得不到精神損害賠償，向社會傳遞的信息是:“有傷害沒救濟”。

　　無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還是單獨提起民事訴訟，“民事訴訟”是其本質內容，相關訴訟必須遵循民事訴訟的原則和規律。在民事侵權的精神損害賠償普遍確立的現實下，刑事案件民事賠償將其排除在外意味着，受到最嚴重侵權傷害的被害人，反而得不到這方面的保護。這在法理上解釋不通。

　　將精神損害賠償納入刑事案件民事賠償的呼聲，多年未停歇。一些地方司法機關也有探索。今年3月21日《中國婦女報》報道，廣州市中級法院終審判決一起拐賣兒童案件，被告人賠償被拐兒童及其父母5萬元精神損失費。據報道，該案一審判決也是駁回精神損失費請求;二審判決之前，中院上報到廣東省高級法院，又由廣東高院上報到最高人民法院。從判決得到認可看，多年“堅冰”有鬆動跡象。

　　再多的錢，也無法撫平被害人及親屬的心靈創傷。然而，當傷害已無法挽回，得到精神損害賠償在內的各種撫慰，就是他們必須得到的公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