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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名遂繪
諸大建
如果真正有一批學有所長的學者能夠在相關社會領域發表與個人利益無涉的看法,那麼“磚家”的市場自然就會萎縮,專家的社會公信力就會得到增強。
有專業涵養的人士在媒體上發言,往往能贏得較好的口碑和社會聲譽。例如,在環境保護領域,是卡遜的《寂靜的春天》開啓了社會對工業革命導致的環境問題的反思;在城市發展領域,是雅各布斯的《美國大城市的生與死》開啓了對城市功能分離、非人化發展的批判;在綠色經濟領域,是裏夫金的《第三次工業革命》指出了21世紀的世界應該是新能源與信息產業的整合、低碳經濟與分佈式管理的整合,等等。可是,國內一些媒體活躍人士,卻常常不被人認同。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往往缺乏強而可信的專業學術涵養。
通常,有三類知識分子會對社會事務發表評論。一類是大學教授,例如加爾佈雷斯、克魯格曼、斯蒂格利茨、裏夫金等;另一類是有研究的媒體記者和專欄作家,例如雅各布斯、弗裏德曼、布魯克斯等;第三類是獨立人士,如梭羅、卡森、加德納等。但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很多美國知識分子選擇大學爲歸宿,把精力放在了對終身教職的追求上,越來越有躲進象牙塔自娛自樂的趨勢,像卡遜、雅各布斯、加爾佈雷斯這樣的社會良心人物越來越少。雅各比在《最後的知識分子》一書中呼籲,專業知識分子應該走出象牙塔,不僅在專業領域內有擔當,也應該在公衆社會中有擔當。
可在眼下的中國,卻存在着兩種走極端的危險。一類是,高等院校和研究機構中許多知識分子熱衷參與學術GDP競賽,兩耳不聞窗外事、自娛自樂寫論文;另一類是,一些喜歡發表意見的人往往缺乏學術底蘊,卻裝做什麼都懂,到處發表蠱惑人心而無知識含量的觀點。
事實上,專業知識分子不一定是媒體知識分子,但媒體知識分子必須是專業知識分子。否則整個社會容易出現專業化的錯位與缺位,搞文學的在媒體上把自己當作城市規劃的專家,搞歷史的跑到決策機構談世界低碳發展趨勢,還有些人則把自己裝扮成什麼都懂的戰略專家。當然,有人會辯解說,人人有權對社會公共事務發表看法。這固然沒錯,但要是對沒有研究的領域發表看法,充其量只是百姓心聲,而不是有可信度的專家。
當下口碑不好的一些媒體型知識分子,或多或少具有以下特徵。一是越過自己的專業,利用媒體這個公共平臺,以專家面目對各種領域事件隨意發表言論;二是或者提出超越國情的激進批評,或者爲滯後的理念蠻橫辯護,儘管吸引了大衆的眼球,但卻缺少建設性的改進方案;三是背後往往潛藏特殊利益,比如某些股評家就是這樣。其實,媒體知識分子的准入門檻,要比專業知識分子高很多,不僅要有經得起質疑的專業學養,還要能夠熟練把握專業知識的社會應用技巧。
可惜在當下的社會輿論氛圍裏,只要敢於在公共場合開罵,似乎就能自認爲或被認爲是專家、知道分子了。於是媒體知識分子變得廉價,專家變成了“磚家”。當然,真正意義上的媒體知識分子不是沒有。如當年同濟大學校長李國豪在寶鋼面臨下馬危險時,挺身而出爲寶鋼發展提出科學依據;2012年,北京大學饒毅等學者寫信給《自然》雜誌力挺游泳運動員葉詩文,促成國際著名刊物向葉詩文道歉。
這裏可以看到,專業化能力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如果真正有一批有知識有擔當的媒體知識分子存在,真正有一批學有所長的學者能夠在相關社會領域發表與個人利益無涉的看法,那麼“磚家”的市場自然就會萎縮,專家的社會公信力就會得到增強。
(作者爲同濟大學公共管理系主任、教授)
(來源:解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