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江

　　荷蘭藝術家Hofman創作的“巨型造型吹氣橡皮鴨”,又稱“大黃鴨”,最近現身香港,將在購物中心海港城附近漂浮一個月,引發港人圍觀狂潮。藉助媒體報道,連內地居民也跟着興奮起來。

　　起初,大黃鴨爲何如此受歡迎,我也沒太想明白。創作者的意圖是通過海面浮着的大黃鴨,讓人們回想起兒童時代在浴缸裏洗澡時漂浮的橡皮玩具。但顯然,對於我這個年紀,甚至比我還要年長一些的中國人來說,童年記憶裏並不存在這樣的橋段——就算浴缸可以用澡盆替代,可以浮在水上把玩的橡皮玩具也絕對是稀罕物。在大多數中國人眼中,對這大黃鴨的感覺,無外有兩個,一是“真大啊”——有六層樓那麼高,未充氣時已有600公斤；二是“真奇怪”,這麼大一隻充氣鴨子,從未見過,當然是很奇怪的。除此之外,又有什麼特別的呢?

　　但後來,我漸漸想明白了,也許讓大黃鴨受到如此矚目的,恰恰是它的“奇怪”。我們的社會和文化,比以往任何時候都熱鬧、富足,但唯獨缺少對一種東西的包容:異類。難道不是這樣嗎?槍打出頭鳥,始終是很多人都深信不疑的信條,與“主流”相牴觸的人和事,總會面臨嚴苛的指責。

　　從一隻橡皮鴨子說到文化的標準問題,似乎有點牽強。我們就再說回大黃鴨本身。既然對於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隻鴨子既與童年回憶無關,又沒承載什麼附加的意義,爲何我們還如此饒有興致地關注和討論它呢?難道偌大個中國,960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就沒有其他可以關注的東西了嗎?在我看來,答案是不言自明的。大黃鴨這物件本身,便已從內容、到形式,均迥異於我們文化中的一切符號了。不妨想想,中國之大、無奇不有,卻可曾有過一隻如此巨大的橡皮玩具,既無深度又無內涵,只那麼突兀地漂在水上,接受着來自人羣的最單純的注視?

　　我們的文化不缺少內涵,也不缺少標準,缺少的就是“標新立異”,就是對奇怪且奇怪得理直氣壯的事物的包容。而大黃鴨的出現,恰如其分地填補了這一空白。中國人對它的殷切和友善中,其實寄存着人們對文化變遷的期望。當一個“奇怪”的東西可以公然出現在大衆的視野中,而不會被立刻“剿殺”,意味着這種文化有了更豐富、更細膩的可能性。另類的存在,不妨礙主流依然是主流,卻可以令社會更加斑斕多彩,從而在長遠的語境下,爲社會的公正創造更多的空間。

　　偏見走了,大黃鴨來了,很好很好,這兩件事都是值得慶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