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說過：“隨着新作戰工具即射擊火器的發明，軍隊的整個內部組織就必須改變了，各個人藉以組成軍隊並能作爲軍隊行動的那些關係就改變了，各個軍隊相互間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貫徹黨的十八大“深入推進軍隊組織形態現代化”的決策部署，聯繫到當今時代新技術、新裝備如潮水般涌現，再重溫馬克思這段話的重要蘊義，從中帶給我們的最大啓示和鞭策是：軍隊的組織結構、組織關係必須隨着各種進步因素的變化而及時作出相應的調整和改變。

　　結構決定功能，功能決定成敗。戰爭勝利偏愛捷足先登者，戰爭也會讓那些編制體制改革滯後於時代的軍隊付出代價。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法西斯不僅率先把坦克運用於實踐、建立完善一套“閃擊戰”理論，而且還全面改編部隊，調整各級軍事組織機構，使本國的軍事體制迅速適應了大規模作戰的需要。而其他歐洲國家仍在固執地沿用一戰時的純步兵結構，結果在德軍閃擊進攻面前，來不及組織有效抵抗而一敗塗地。如今歷史雖已移位，但教訓並未失色。

　　軍事家克勞塞維茨曾經說過：實現各兵種恰當比例的肯定數值是一個無法求出的“X”，可是各國軍隊卻從未停止過優選合理的編制。實踐證明，科學的結構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爐火純青”之時，如果不及時添加新原料，也許就是“燃燒殆盡”之際；理論上感覺最佳的組織模式，如果沒有得到實際驗證和磨合，那麼這個“最佳”就要打上問號。結構的調整，不可能有一次性，只有漸進性，惟有不停頓、常態化地改革，纔是唯一不變的抉擇。

　　加快轉變戰鬥力生成模式，某種意義上講，就是加快調整影響和制約新質戰鬥力生成與提高的組織結構。對於體系戰鬥力來說，結構優化比戰鬥力要素本身更重要，沒有一個科學合理的結構，孤立的要素再先進也無濟於事。我軍當前戰鬥力生成模式的轉變，已不再是對已有要素、結構的修修補補，關注更多的應該是過去結構中沒有的要素，或過去在戰鬥力生成中不佔主導地位的要素，它們或許纔是未來作戰的主體與主角。

　　指揮機構的改革，無疑也是諸多組織結構調整之中受人關注最多的領域。對於仍是一支數量型的我軍來說，壓縮數量、減少層次是必須的，但這絕不是結構優化的全部。海灣戰爭中，美軍中央司令部指揮機構一開始只有七八百人，夠精幹的，然而到了戰爭中後期，卻陡然增加到1700餘人。可見，減員不一定增效，出路恐怕還是要在瞄準需求、優化組合上下功夫。

　　鑑於組織結構調整的系統性、複雜性，我們不可能也不必強求一覺醒來就能面貌爲之一新。但任何改革都有一個“時間窗口”，錯過了結果可能會事倍功半。對看準了的事情，就應毫不遲疑，強制推進，這無疑也在考驗着我們的智慧和魄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