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張翎與梅娘攝於加拿大

　　張翎

　　認識梅娘，緣於她的女兒柳青。若沒有柳青，我和梅孃的生命可能永遠不會產生交集。在使用“交集”二字的時候，我心裏不免有些大不恭的惶然：我的生命穿過梅孃的生命，只是一陣來無影去無蹤的輕風；而梅孃的生命穿過我的生命，卻留下了一道因光熱而生的永恆烙印。

　　認識柳青，是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那時我剛搬到多倫多不久，在成爲聽力康復師的同時，也開始嘗試寫作。

　　見到柳青之前已經聽說了她的身世——在相遇相知的因緣際遇中，有時耳朵會搶在眼睛之前行事。我們的初次見面，是在她位於密西沙加的大莊園裏。當我踏上她家那個蹲着兩隻石獅的臺階時，我的心臟停跳了一拍——那是一種不可理喻的期待。儘管我知道我將結識一個充滿了故事的女人，當柳青在午後的陽光裏走出來，將我引進那個掛着齊白石真跡的廳堂時，我依舊吃了一驚——這是一個讓辭典裏的所有形容詞都顯得捉襟見肘的女子。我那一半裝着英美文學一半裝着康復醫學的腦袋瓜子裏，瞬間泛上了一個已經漸漸開始時髦起來的詞：基因。這樣極品的女人，應該有個怎樣的母親？

　　於是我們的話題就自然而然地走向了我們各自的母親。在那個下午和後來的日子裏，梅孃的名字漸漸擦暖了我的耳膜。後來真正見到梅孃的時候，我已經深知了她的故事——那些與柳青的故事重疊的和不那麼重疊的故事。

　　幾個月後我在柳青的莊園裏見到了從北京來多倫多探親的梅娘。柳青爲母親的到來做了許多準備，碩大的莊園裏有一個梅孃的專用區，她的臥室面向花園的涼亭，旁邊是自己的廁所和廚房。梅娘房間的壁紙，爬滿了溫潤雅緻的長條花紋，使我想起維多利亞時期的英倫。坐在窗前的梅娘對我來說是另一種驚訝——一種不同於柳青的驚訝。梅孃的膚色黝黑，臉上的皺紋像版畫線條一樣深刻，它們你推我搡地隨着她爽朗的話語在她臉上行走成一種又一種靈動的表情。我知道她臉上的每一道皺紋都有出處。幼年失母，少年喪父，青春失伴，中年失去兒女，這些分散在別人生命中的悲哀，卻無一倖免地集中在梅孃的生命軌跡中。厄運像一塊塊邊角凌厲的岩石，匍匐在梅娘所經的每一個拐角之處，梅娘橫豎是躲不過。柳青說母親一生極少流淚，其實眼淚總得找一個去處。它們沒有在梅孃的眼睛裏找到出口，便漸漸化成了她臉上的皺紋。一條條，一簇簇。

　　“柳青對你真好呀。”我由衷地感嘆。

　　“我要不要對她感恩戴德？”梅孃的回答帶着一點孩子氣的狹促。

　　在後來的日子裏我才漸漸明白，這就是梅娘表達對女兒關愛的方式。被生活打磨得極爲粗糙的生命，正在安寧中慢慢放鬆。

　　那是一個秋日的下午，天好得像一匹剛從織布機上卸下來的新藍，莊園裏的果林正逢收穫的時節，陽光在急待採摘的蘋果樹上塗了厚厚一層的油畫黃。那天我們的話題有些瑣碎平凡，用今天的時髦話來形容，那天我們的對話格外接地氣。我們談起了被雨爛在地裏的草莓，餃子餡的多種拌法，絲瓜湯該用什麼肉配料。臨走時梅娘給了我一個碩大的西葫蘆，我們用它包了許多頓餃子，以至於我們的飽嗝裏，許多天之後依舊還帶着西葫蘆絲的氣味。

　　在那以後的日子裏，我又見了梅娘幾面，依舊在柳青的農莊。梅娘在她有風景的窗口寫作，字跡工整端正。我們的話題漸漸延伸到我們讀過的書，我們寫過的文字，還有我們經歷過的歷史——我指的是那個人人有份的歷史，梅娘極少在那段大歷史中刻意翻找屬於她個人的小歷史。我不小心碰擦到了，她嘿嘿一笑，說誰叫我趕上了呢？沒辦法。開始時我以爲梅娘是怕疼，後來才知道她的性格里有一樣東西叫氣度。在秋聲漸起的窗口，梅孃的臉上映着濃膩而和暖的午後陽光，我知道她一生中最黑暗的日子已經過去。而我不知道的是，我一生中的黑暗日子正潛伏在前頭的某一個角落裏，等待着狙擊的時機。

　　後來梅娘還是不習慣北美錦衣玉食的日子，思念她在北京簡樸的舊居。於是她走了，悄悄地，就像她來的時候。再後來柳青也離開了多倫多。光陰荏苒，我們一晃就是許多年不曾聯絡。聽見梅娘仙逝的消息，已是一個月之後了。我不禁想起了文化界所謂“南玲北梅”的說法，其實我對此一直不以爲然。那個用“紅玫瑰”和“蚊子血”傳神地描述了男人的薄情的張愛玲，一生被負的，不過是幾個男人。而那個臉上沾染着泥土的顏色和木刻般皺紋的梅娘，一生被負的，卻是一個國家。張愛玲可以繞過男人，而梅娘卻繞不過一個國家，因爲她忍不住還是掏心掏肺地愛她的故土。所以“南玲北梅”的生活軌跡，終究只能是南轅北轍。留下的文字亦然。

　　梅娘終於可以，和她深愛的那個男人團聚了。在那個世界裏，希望再也不會有戰亂災難和別離。但願一切都像柳青出演的《祖國的花朵》裏的插曲一樣，有舟有水有花有云，快樂美麗恬靜。

　　是爲祭。

　　2013年6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