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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檔案館與《城市快報》聯合主辦
出殯場景1
出殯場景2
出殯場景3
出殯場景4
一直以來,在天津市檔案館中留存有許多舊時照片,作爲天津城市發展難得的見證和珍貴史料。這些照片從新中國成立之後陸續彙集到這裏,到2007年天津檔案館將它們進行系統整理,經歷了幾年的時間,幾萬張照片已經不僅僅是一張張簡單的圖像,而漸漸升華成爲城市歷史的鮮活見證,爲我們訴說着關於這個城市過去許多不爲人知的隱祕故事。從即日起,本報與天津市檔案館聯合推出“老照片”欄目,定期爲讀者展現這些館藏照片中的光影,爲您講述照片背後的故事。同時,本報廣泛徵集更多老照片,如果您手中藏有珍貴的歷史影像,如果您瞭解哪些泛黃照片背後的故事,請@城市快報的認證微博,我們一起見證那些逝去的人物與時光。
在天津市檔案館中,收藏着一組老天津人出殯的照片。根據檔案館存檔時的文字說明,其爲天津金融業鉅子卞白眉的母親出殯時的照片。
卞白眉,名壽孫,字白眉,江蘇人,曾留學美國,夫人是李鴻章的侄孫女李國錦。歸國後曾任中國銀行天津分行副經理、經理,中國銀行副總經理,在天津平息過兩次擠兌風潮,在金融界頗負盛名。1951年移居美國,1968年在美國逝世。天津市檔案館保管部館員馬錦玲通過查閱有關記載卞白眉的檔案資料後告訴記者,這組照片的拍攝年代應該不早於1935年6月——當時卞白眉的母親生過一場大病,後又痊癒。
在老天津衛,辦“白事”是最能看出一家人財力的場合之一。抱着讓死者安息同時保佑生者興旺發達的美好願望,人們都儘可能地把場面操辦得大一點,儘可能地遵守甚至可以用繁瑣來形容的喪葬禮儀。普通人家尚且如此,名門大戶的葬禮就更加講究了。
照片中,一張死者家屬穿着孝衣的合影因“不合規矩”而顯得極爲醒目(場景3)。據馬錦玲講,天津葬禮上的孝衣及隊列位置極有講究:“老天津一般是長子打幡,其他兒子捧照片。在隊伍中的序列,也是長子走在最前面,後面是長孫、其他兒子、其他孫子、兒媳、女兒和其他親屬。如果長子早逝,則由長孫代爲打幡,要不以前的人怎麼總是強調‘長子長孫’呢?辨別一個人和死者關係的親疏遠近,除了其在隊列中的順序,還有其所穿的‘孝’。孝衣從顏色、用料到配飾都極爲講究,如兒子的孝衣是本白色,用純棉布,女婿的孝衣則是漂白布的。孫子的孝帽上有紅色的小球,外孫孝帽上的球則是藍色的。重孫子的帽子上有兩個紅色的球。”
按照馬錦玲的說法,打幡的小孩,依服飾判斷應該是死者的重孫子,但他後面的成年人中,明顯有兒子輩和孫子輩的人,且當時卞白眉和他的長子卞彭年都健在,按道理說不應該讓重孫輩的小孩兒打幡。馬錦玲推測這可能是出殯前後隨意擺拍的照片,並不是行進過程中的照片。然而,這究竟是何種情形下的照片,隊列順序爲何如此,還是引人浮想。
現如今,卞家葬禮的細節雖已無從知曉,但從照片(場景4)中可以看到綿延的儀仗隊伍。
名人出殯成盛事
據馬錦玲介紹,天津舉辦過盛大葬禮的人家,不只卞家一家。
上世紀初的天津,名門、名人云集。“八大家”早在這裏成爲豪門巨賈,而像銀行家卞白眉等新秀亦在天津崛起,且因天津臨近北京並設有租界,衆多清朝的遺老遺少和下野的政客避居於此。每逢這樣的人家有喪事時,甚至可以成爲津門一大盛事。
《北洋畫報》裏記載着張彪在天津去世的場景。張彪是清末武職官吏,曾任湖北提督等職,武昌起義時率部頑抗義軍,南北議和後去職,在天津修建了著名的“張園”並一直寓居於此。1927年9月13日,張彪垂危之際,連已退位的溥儀都趕來看望。同樣下野在天津的黎元洪沒趕上見張彪最後一面,但祭奠時號啕大哭。
“八大家”之一的“天成號韓家”也是捨得在“白事”上花錢的人家。韓家把持了天津海運200多年,除此之外還開設有糧行、銀號、當鋪等,是天津的首富之家。據韓家的後人韓扶生老先生早幾年間回憶,從前韓家辦白事時是“花錢如流水”,一次喪事花去白銀十萬兩,竟是常有的事兒。
辦喪事時,天津普通人家一般“停靈三日”,這講究可以追溯到《禮記》。但是馬錦玲說,老天津喪事上的停靈時間一般和家庭的財力有極大關係,長的可達“七七”,也就是49天。韓家的停靈時間一般都爲49天,其間舉行多次佛事,辭靈的儀式隆重且規矩講究多到“繁瑣”的程度,出殯的隊伍更是可以綿延數裏,並且沿途撒錢,致使貧民爭搶。
在天津,操辦如此大規模的葬禮,一般都會請槓房。用現在的話來解釋,槓房是提供殯葬服務的機構。講究的人家要用京城的槓房,如樂達仁病逝於天津後,請的就是永勝槓房,此槓房爲北京十大槓房之一,京劇表演藝術家楊小樓去世後請的也是該槓房。
別開生面的“平民式總統殯”
在天津的衆多名人葬禮中,黎元洪的葬禮算得上是最特殊的。
1928年6月3日,黎元洪在位於天津英租界10號的公寓內去世。第二天的《大公報》報道了這一消息,說“一切喪儀,遵囑從簡”。然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黎元洪的囑咐未被遵從——他的葬禮成爲當時天津的一大盛事。
天藍色的大元帥禮服、寶星垂金大元帥肩章、各式勳章、白纓元帥帽——雖然那時的南京國民政府還未批准爲黎元洪實行國葬,但黎元洪的親人及屬僚都主張按照民國元首的身份治喪,所以這套民國大總統的衣冠就成了黎元洪的殮服。
儘管黎元洪去世的消息已廣爲人知,但他的親屬還是在報紙上發表了訃文:“中華民國十七年六月三日亥時,前任大總統顯考宋卿公疾終津寓。正寢。享壽六十五歲。紹基等侍奉在側,親視含殮,即日成服。謹擇於七月十九日,奉移本埠特別一區容安別墅。卜葬有期再行奉告。恐訃未周,特別登報訃聞……”
訃文中提到的紹基爲黎元洪長子。之所以特意提到“紹基等侍奉在側,親視含殮”,馬錦玲說這是彰顯子孫孝順,逝者多福。在天津,人們總是希望去世時兒女都在身邊,通俗地說,誰在身邊就是“享誰的福”了,覺得能在臨終前看到所有兒女的逝者就是“有福”。
雖然黎元洪囑咐“從簡”,但他出殯那天,所行路程有七八華里之遠,包括了軍樂團、警備司令部馬隊、全副武裝的保安大隊、僧人、親屬等在內的送葬隊伍不下萬人。當這隻浩浩蕩蕩的隊伍朝着容安別墅進發時,觀禮者擠滿了街道兩旁,當局不得不臨時加派巡捕疏導交通。但即使送葬的人數如此之多,黎紹基、黎紹業兄弟仍是衆人關注的焦點。循着老天津的例兒,在旁人的攙扶下,黎紹基手執引魂幡,黎紹業雙手捧靈牌,都渾身重孝,痛哭不止。
在黎元洪之前,天津這座古城還曾出現過另一位“總統”的送葬隊伍——1925年3月,孫中山病逝於北京。和黎元洪遺族爲其申請國葬不同,國民黨人拒絕了段祺瑞政府“國葬”的安排,決定以國民禮制安葬孫中山。1928年,國民政府決定將孫中山的靈柩由北京運回南京安葬,經過籌備,1929年5月18日,擬運送其靈柩的火車試行到天津。
試行的靈車在天津的停留時間不過10個小時,和黎元洪47天的停柩時間相比,顯得過於短暫。即便是這樣,孫中山的靈車在天津也受到了極大禮遇,成爲津城人民記憶中的大事件。
現如今,不僅停靈的時間大爲縮短,守孝時間也由過去的三年慢慢縮短爲一年、一百天,直到如今的“五七”過後即摘孝。似黎元洪般隆重而“風光”的葬禮已成往日雲煙,大操大辦甚至已被看做了“舊習俗”。然而,形式的簡化並不意味着感情變淡了,尤其是今人對於那些能真正紀念死者的“媽媽例兒”的遵從,就是他們懷念親人的心情在儀式上的證明。
本組撰文本報記者李寧
圖片由天津市檔案館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