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奮鬥幾個月,大約到當年五月末時,寫出一個我自認爲是以觀點帶資料的初稿。就是說,觀點簡略,沒有展開論述,主要是把有關資料擺出來供領導參考、審閱,看大思路對不對,一萬八千字。我交出自己的稿子,同時將鄭季翹文章交還聯絡員。我的稿子很快排印出來,我和聯絡員一起校對。再次改定後,聯絡員給了我一份。
幾天後,周揚同志要見我。天熱,通知突然,我穿着破背心去見他。在他辦公室,他未對我的文稿表示任何意見,而是問我懂什麼外語?我說,學過幾個月俄語,其實不懂。我印象最深的就是這一問,三言兩語就結束了,只能算是見了一面。這以後,一九六五年七月,我被調入中宣部。
好像是一九六五年九月,在沙灘教育樓,由周揚主持,開了一個小範圍的形象思維問題討論會。與會者十人左右,我記得的有朱光潛、錢鍾書、何其芳、李希凡。在進入這個小會場時,周揚從我身旁走過,很不經意地順便說了一句“你也可以發言嘛”。但是,當着這麼些學者權威,我哪敢發言?大專家們坐成一圈,比較集中,我看李希凡在遠離中心圈的一張小桌後就座,便同他坐在一起。這時,我與李希凡也還互不相識。
這個座談會或討論會,其實沒有一個人正經地系統地發言,是你一言他一語地交談,誰的話都沒有給我留下印象。周揚自己也沒有講明確觀點。他好像只是問:形象思維問題是政治問題還是學術問題?可見,由於鄭季翹把形象思維問題報到黨中央,提到了反毛澤東思想、反馬列主義及修正主義的高度,弄成了政治問題,首先周揚十分謹慎。一般專家教授當時還不知道有鄭季翹這麼一篇文章,周揚可是清楚的。
自從第一稿交出,我一直還在探索形象思維的理論和實踐問題。
一九六五年十月,中宣部要派工作組到北京順義參加“四清社教”,我是組員之一。這時,又要我在第一稿基礎上改寫成文章,只給十天時間,也就是比別人晚到順義十天。我只好廢寢忘食緊張工作,有時一天只吃一個燒餅,每天早晨起牀,枕巾上脫落很多頭髮。文章按時完成,三萬多字,交聯絡員。是第一稿交出還是這第二稿完成,平時守口如瓶的聯絡員說我的稿子“戰鬥性不強,學院氣”。我沒有迴應,但不以爲然。我認爲說理重要,在學術問題上如何戰鬥?這個第二稿也很快排校出來,聯絡員交給我一份。
好像是一九六五年十月,中宣部請鄭季翹參加,由周揚主持,又在沙灘教育樓開一個小型討論會。與會人員除周揚和鄭季翹,我全不記得了,只記得鄭季翹頗不冷靜,臨散會出門時還大聲說:“我堅持我的觀點!我堅信我的觀點符合毛澤東思想!”
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新任中宣部長陶鑄宣佈中宣部開始“文化大革命”運動。其時,形象思維問題並無定論,我也緊張,曾寫過一張大字報質問過周揚同志;同時,我因爲這篇文章也惹來一批大字報圍攻。一九六七年至一九六八年中宣部動盪不安,陷於癱瘓,中宣部人員全搬到車公莊北京市委黨校搞運動。一九六九年中宣部實行軍管。同年八月,中宣部全體人員到寧夏賀蘭縣化建農場“五七幹校”,在軍管組領導下,一邊勞動一邊繼續搞運動,直到一九七三年七月,我才被重新分配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當編輯。
“文革”期間,我毀掉了自己的許多文稿,但這篇《關於藝術創作中的形象思維問題》的文章一直帶在身邊,精心保存,不敢毀掉。
爲什麼不毀掉?爲了隨時接受審查,因爲它是證據。這證據意味着我的一份自信,自信自己不是反毛澤東思想、不是反馬列主義;同時,它也是我的精神壓力,不知它究竟會被如何定性。
我一直記着聯絡員說過的“領導無態度、無觀點、無傾向性意見”,這是很嚴謹的邏輯思維。這等於說,我的研究如果錯了,如果有問題,如果形象思維真被從政治上定性爲修正主義,責任全在我自己,不會有人跟我分擔責任。這真叫“文責自負”,你不能怪別人。
所以,直到毛主席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信發表,說寫詩要用形象思維,我懸着的心才放下,並將自己的研究於一九七八年二月交吉林省《社會科學戰線》發表,公之於衆。而這時,中宣部人事已幾度變化,我也已早非中宣部人。
大約是一九七八年初秋,我與人民文學出版社詩歌編輯莫文徵到社科院去找復出的周揚同志,他時任社科院副院長。“文革”結束不久,缺少新作品,有同志提議重印大躍進期間由周揚和郭沫若編輯的《紅旗歌謠》,我們即爲此去聽取周揚意見。一見面,他先說了一句:“孟偉哉同志,你寫了不少東西呀!”未提形象思維文章已發表事。至於《紅旗歌謠》能否重印,他當時似未置可否,我們便很快離去。
我想,回敘一下這些情況,並不是無意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