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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門市榮譽市民蕭德雄先生(左一)和江門市委書記劉海(左二)邀請樑思禮伉儷見證《歐洲戰役史論》手稿捐贈。楊興樂攝.
著名文化評論家解璽璋因撰寫《梁啓超傳》受邀前來參與梁啓超系列紀念活動。楊興樂攝
爲紀念梁啓超誕辰140週年,新會在6月14日、15日連續舉辦兩場研討會,14日下午的梁啓超法治思想研討會,數十名中國法學會專家和國內知名法學學者共聚一堂,通過研習梁啓超提煉出契合時代發展潮流的法治文化精神;15日上午的梁啓超社會思想與當今社會管理研討會,則着眼探討梁啓超社會思想對當今社會管理的啓示,從而進一步提高社會管理能力。
從茶坑“鄉治”放眼當今中國法治
梁啓超法治思想研討會上,俞榮根、賀衛方、武樹臣、範忠信等法學名家齊聚新會,共同研討學習梁啓超愛國、變革、圖強、進取等精神,暢談他們對梁啓超法制思想的認識。法學家範忠信表示,梁啓超一生法學著述在300萬字以上,成就及影響遠超沈家本、嚴復,其在法理學、法史學、憲法學方面具有奠基地位,大多學說至今仍有現實意義。
“梁啓超曾讚頌道:啓超幼時,正是吾鄉鄉自治最美滿時代。”率先發言的西南政法大學教授、中國法律史學會常務理事俞榮根拋磚引玉,建言政府將“茶坑”打造爲鄉治文化的學名名片。俞榮根說,梁啓超法治思想中,與新會切入最深、新會人最感親切的是關於家鄉茶坑村“鄉治”的一段回憶和論述。從1925年梁啓超撰寫的《中國文化史——社會組織篇》‘鄉治’一章的敘述中,俞榮根大體歸納出茶坑鄉村自治的脈絡。梁啓超的“鄉治”論的啓示有三點,一是農村基層自治是社會法制建設的一項基本任務,是建設社會主義法制國家不可或缺的內容;二是農村基層自治必須堅持自治性和民主性統一;三是進一步開放各種形式的農村基層自治實驗。
“新會是茶坑鄉治的原產地,可鄉治卻在華南地區,乃至全國都是廣泛存在的。”俞榮根建議,把茶坑打造成爲鄉治文化的學名名片。俞榮根說,新會之幸在於出了個梁啓超,用他的一支妙筆寫下了“茶坑村‘鄉治’”,留下了珍貴鄉治歷史資料。“因此我們可以把茶坑村打造爲社會學、文化學的鄉治文化學名名片,成爲所有研究鄉治文化學者必訪之地和聖地。”
“梁啓超是百科全書式的大學問家,特別是研究法律的學者大多是從讀梁啓超的著作入門的。”從茶坑走向中國乃至世界的梁啓超,其“法治思想與亞里士多德相比不一樣的是,他把法治和人治放在一個同等的平面上去論述、研究和實踐,明確提出和認識到法和人的作用。”“結合當時民國的社會狀況,他認爲法治社會需要人的素質,尤其是官員的素質,否則法律只是一紙空文。”中國法律思想史研究會會長、山東大學教授武樹臣認爲,如今法制國家建設,同樣要重視國民素質提高。“首先社會主義法治思想要講賢人政治,我有一個想法是依法治國要與賢人政治攜手;其次,在法制國家建設當中,要重視國民性、國民素質的提高。”
“梁啓超是中國近代法理學的開山人之一,他的法理思想,反映了中國近代法理學的所有主要特徵。”中國法律史學會執行會長、杭州師範大學法學院教授範忠信認爲,中國近代社會的主旋律是“救亡圖存”,梁啓超的法理思想正充分反映了這一主題。“一切思考的重心,不是法律法學自身的規律、邏輯、原理、哲理,而是其效用、功益。凡能有利救國強國起吾民弱散者,用心研究,重在宣傳、啓蒙。凡與此無直接關係者,基本不加涉獵。”範忠信認爲,梁啓超的法理學幾乎是無所不包,是各種法學科和理論法學科淺近知識的彙總。“因其廣包並容,所以根本就不可能在某一方面具體法理問題深入研究下去,甚至也無法深入下去。這種浮躁、沉不住氣、什麼都想要,正是中國近代法理學的特徵之一。”“直至今天,我們的法理學似乎還有這樣的毛病,我們的法理學者們都是全才通才,而抽象、深刻的法律哲理領域,至今仍鮮有真正進入者。”
如何看待梁啓超涉獵太廣以致於無法深入法治研究?北京大學教授、全國外國法制史學會副會長、中國法學會法學研究會副會長賀衛方則認爲,涉獵廣泛反而使得梁啓超的法治思想呈現出那種專家形式法學家所不具備的風貌,他可以觸類旁通,可以舉一反三,可以通過哲學、宗教各個方面反思中國的法律思想,他能夠挖掘出古典作品中的不容易發現的法律意義,也由此體現了他的多樣化學術脈絡。“學習研究梁啓超法治思想,我們可以看見他在言說的同時,也是一名行動者、改革家,將自己的思想和行動比較好地結合了。”“他通過對具體事項的評論、西方歷史的挖掘,告訴大家中國的路該怎麼走。”
他的前瞻性見解今日仍可借鑑
“梁啓超先生在社會思想方面有很多前瞻性的獨到見解,他一生致力於發揚民族優秀精神,改造國民個人人格,主張塑造新國民,這些對於今天中國社會依然有重要意義,尤其對於當今我們加強社會管理有很強的參考價值。”6月15日上午的梁啓超社會思想與當今社會管理研討會,邀請了50名國內知名專家學者,探討梁啓超社會思想對當今社會管理的啓示,江門市委常委、宣傳部長韓安貴在會上表示,這次研討會是難得的學習機會,要認真學習借鑑此次研討會成果,深入挖掘梁啓超先生的社會思想,爲建設幸福僑鄉創造條件。
“國家要走上長治久安的軌道,必然要對權力進行限制,當官的和老百姓都有各自的權力,無論權力大小,都應受到監督。”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史哲學部委員耿雲志說,梁啓超是“中國憲政第一人”,他提出“人各有權,權各有限”。耿雲志很佩服梁啓超的一點是,“在如何處理中西文化關係上,梁啓超是主張站在中國文化的基礎上來選擇西方文化,從現在角度來看,樑先生這一主張更顯遠見,更加適合中國。”
“我進入80歲後,開始整理梁啓超的社會主義思想,發現梁啓超多次歌頌馬克思和列寧,他的文章中有大量中國古代社會主義思想及康有爲大同、小康的完整論述”,華中師範大學教授董方奎說,梁啓超不僅將西方民族及資本主義思想全面引進中國,也是最先將馬克思及西方社會主義學說介紹到中國的學者。“我認爲,梁啓超的這種穩健社會主義學說,具有系統性、科學性、民族性、創造性、實用性,完全可以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服務。”
“梁啓超是全國的,但首先是新會的,江門人有責任繼續研究和挖掘梁啓超的文化遺產寶庫。”五邑大學教授孟祥榮認爲,江門應深入借鑑全國專家研究梁啓超的成果,將資料整理成冊,發放到社區、農村,將梁啓超的思想在整個江門繼承下來。“這些東西走進社區、農村,大家是能讀懂的。至於採用什麼形式,則需要深入調研商討。”
“衆人拾柴火焰高,只要人人談梁啓超,中國就會有進步,先生很多的學術思想曾經被忽視,未來還需要大家進一步深入挖掘。”梁啓超研究專家、《梁啓超傳》作者解璽璋表示,文化的發展動員遠遠超過了經濟,梁啓超是新會的也是世界的,新會區政府一定要打好梁啓超這個品牌。
對話著名文化評論家、《梁啓超傳》作者解璽璋
世界公民梁啓超
家國情懷永不變
-專訪
南方日報:梁啓超年幼時在家鄉新會的生活經歷,對他後來的成長有何影響?
解璽璋:新會這個地方出了梁啓超,與新會有着必然的聯繫。梁啓超從小開始立志,這與新會的學術傳統有很大關係。梁啓超從小接受的家教,表面上看是祖父授予的傳統科舉式的教育,每天學寫八股文、四書五經等。但這裏有一個核心的東西,他們家受“宋學”和“王學”的影響很深,而宋學和王學是從陳白沙這裏來的。
“宋學”和“王學”最核心的東西是講人的內心人格的修養和修煉,因此對梁啓超早期的思想和精神氣質的形成是非常重要的。也就是說,梁啓超雖然多變,但是有一樣不變,就是家國情懷,他內心的核心價值不變。他教育子女也是灌輸他的“家國情懷”,他的子女都是在社會上響噹噹的正派人物。這些的根源是來自陳白沙思想。
新會這個地方,人文薈萃,文化資源太豐富了。梁啓超提倡做世界公民,放眼世界,他的思想不僅僅侷限在一國之內,而是一個世界的思想。
南方日報:從梁啓超的“少年中國說”到當下的“中國夢”有無契合之處,青少年應該怎麼做?
解璽璋:《少年中國說》你們在課文裏讀過,希望你們再讀一讀《新民說》,《少年中國說》實際上是梁啓超所作的一篇散文,可以說,《少年中國說》是《新民說》的散文版,《新民說》是《少年中國說》的理論版,互爲表裏。只讀《少年中國說》,激情澎湃之外就一無所有,要把這兩篇文章結合起來讀,你才能從感情的層面知道少年中國裏的少年是什麼,是一種民主的公民人格,青少年要追求的不止是埋頭讀書,也要關心國家政治,通過青少年的公民教育,明白國家的事情就是我們的事情,國家不但需要上層的改革,還需要國民素質的支持。
從鄉村基層到社區管理,我們鼓勵青少年參與到管理中去,這是一種鍛鍊,對於少年中國來講,呼喚自由,使得精神和身體自由發展,同時要尊重別人,對社會國家民衆負有責任。
南方日報:梁啓超一生善變,而他自己則說不惜讓“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交戰”。如何理解梁啓超備受爭議的變與不變?
解璽璋:梁啓超的思想有兩次大的轉變。維新失敗後,流亡海外,那時,梁啓超是比較激進的。1903年,他訪問了美國,之後就放棄了革命,主張改良,君主立憲。寫了《開明專制論》。第二次是1919年,他遊歷了歐洲,回來後放棄一味西化的觀念,強調中國傳統,要走中西結合的路子。
他的變是爲了追求真理。所有的目的都是爲了中國的進步,爲中國尋找現代化之路。愛國是他不變的情懷。他非常擔心國家分裂,所以辛亥之後與袁世凱合作,都是出於此考慮。他痛斥聯邦的說法,認爲美國走聯邦制有其特殊的背景,中國有兩千多年大一統的傳統,怎麼能倒回去搞聯邦制。
南方日報:梁啓超覺得中國要走怎樣的路?
解璽璋:梁啓超認爲,中國應該走和平的、漸進的革新之路。中國的現代化,要建立理性精神,要從個人自身出發,建立個人的人格。要通過教育來引導,確立國民的現代化人格。
這些命題至今也沒能很好地解決,所以今天讀梁啓超非常有意義。我在書的最後引用了龍應臺的話——“一百年之後我仍受梁啓超的文章感動,難道不是因爲,儘管時光荏苒,百年沉浮,我所感受的痛苦仍是梁啓超的痛苦,我所不得不做的呼喊仍是梁啓超的呼喊?”這些其實都是指向一個大問題,中國的現代化。現在也是各種思想交融,我們仍在尋找適合自己的道路。我們的探索並沒有超越他。
南方日報記者楊興樂
通訊員肖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