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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網香港6月24日電(記者蘇曉)一場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機,引發了人們對國際評級體系的反思。不過,隨着金融市場的復甦,市場對這方面的關注似乎有所減弱,而即將在香港舉行“改革國際評級體系論壇”來的適逢其時。
國際評級機構對於金融市場的影響力毋庸置疑。《世界是平的》作者、《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弗裏德曼曾這樣形容穆迪:“我們生活在兩個超級大國的世界裏,一個是美國,一個是穆迪。美國可以用炸彈摧毀一個國家,穆迪可以用債券降級毀滅一個國家。”
對於國際評級機構的重要性,香港浸會大學財務及決策學系副教授麥萃才表示,所有的發債體,不論是國家還是機構,發債時都需要拿到有關評級,發債評級影響到市場的需求大小。“機構投資者要根據評級的高低,確定能否購買有關債券,只有拿到評級,纔會有機構投資者購買。”
麥萃才表示,目前對於國際評級的爭議性不在於私人機構的評級,而是主權評級。一個國家整體信貸評級水平,決定了相關國家企業評級高低,因而影響到相關國家的競爭力及企業的融資成本。
評級機構提供的中間服務,對市場及投資行爲產生極大影響,但在目前的監管體系下,評級機構缺乏監管,且對於評級結果無須負上法律責任。“能力越大,責任越大”這句話卻沒有在三大評級機構身上體現出來。
“有些公司拿到了最高評級,但仍出現違約,很明顯是評級過程出了問題。”麥萃才表示,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市場佔有率高,對金融市場產生重要作用,需要有所制約。
除了缺乏監管,國際信用評級機構運作模式存在利益衝突是本次危機暴露出的一大核心問題。作爲牟利機構,評級機構一方面爲發債體提供的信用評級需要客觀、公正,但同時收入又源自被評級公司。在這樣的運作模式下,爲了賺錢容易放棄某些原則,難以在公正性及商業目的上取得平衡。
金融危機使投資者對於一直主導國際評級話語權的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傷透了心。但危機過後,三大評級機構依然運作如常,市場還在遵循這種遊戲規則。監管機構一方面對三大評級機構不滿,但同時也仍然承認其合法存在。
對於未來的改革方向,中銀香港經濟及政策研究主管謝國樑表示,評級機構應該納入監管,監管的目的主要是避免產生利益衝突,甚至造假,評出與事實不符的結果,從而對投資者產生誤導。同時,也應該對評級機構的營運模式加以探討,找出一個對評級機構的行爲具有制衡、權責利匹配的營運模式。
對於即將在香港成立的世界信用評級集團,謝國樑表示值得肯定。不過他同時指出,作爲評級服務的提供者,評級機構要得到市場認可,建立國際公信力並非一朝一夕,比如美國的標準普爾就有上百年曆史。
世界信用評級集團自我定位爲“非主權國際評級機構”,麥萃才表示,泛國家的評級機構,能夠減低受個別國家政治壓力影響,更客觀。世界信用評級集團提出,改革國際評級體系的總目標,是建立起一個充分揭示全球每一對債權債務關係信用風險的評級體制機制,爲國際信用體系安全提供保障。對此,麥萃才表示,將來的發展若能建立起一套國際性機制,爲企業提供合適、合理、有公信力的評級,對整體市場是件好事。
謝國樑表示,現在西方主導的評級體系整個營運模式暴露出問題,給亞太區的參與者提供了機會。能否抓住機遇,關鍵在於能否對現行模式有所創新、突破,以從根本上解決評級服務的利益衝突問題。其中一個方向是對向投資產品製造方提供評級服務的收費附設條件,也可探討向投資產品消費方收費的可能性。新興市場、亞洲要爭取國際評級話語權,並非短時間內能夠達成,需要積累。亞洲評級機構宜先由國內做起、再到地區,最後向全球逐步拓展。
謝國樑還說,亞太區經濟高速發展,當地企業發債融資大幅增長,爲亞洲區發展評級業務創造了有利條件。金融危機發生後,世界經濟重心東移,香港作爲與紐約、倫敦並稱的“紐倫港”,最有條件發展成爲亞洲的金融樞紐,成爲各類中介服務的營運中心,評級機構可充分利用香港的優勢,拓展海外市場,增加海外影響力。
(來源:新華網)